综合来看，我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才是基础。外部冲击和内部转型，都需要从发展高质量的实体经济来应对。房地产业既有实体经济的一面，住宅供应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可以支持社会就业和稳定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的居住需求；同时也有虚拟经济的一面，房地产投资属性易引发市场的非理性炒作，催生房价泡沫，导致相关风险高度聚集。因此，在加快推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合理发展房地产业实体经济面的积极作用，也要坚决消除房地产业虚拟经济面的消极影响。

　　日期：2019-04-04 17:11:09
　　阿里突然围剿拼多多：无法阻截客源，就从商家下手！
　　消费品行业观察 2019-04-04 09:48:03
　　狭路相逢，无论是拥有强大资源的阿里，还是拥有庞大低线人群 的拼多多，2019年都将经历一场苦战。中国未来电商格局，就在此一役。
　　2018年拼多多GMV为4716亿，仅次于京东的1.7万亿，整个阿里接近6万亿，如果只算淘宝则是3万亿左右。而拼多多用户规模则超过京东达到了4.185亿，仅次于淘宝的6.36亿。
　　而2019年，拼多多的GMV目标是翻倍达到1万亿，阿里的GMV增速不会超过20%。拼多多的用户增速显著放缓，但也有可能达到6亿，而淘宝的用户顶多略高于7亿。
　　对于阿里来说，2019年如果不能再遏制拼多多，那同等用户规模，交易额过万亿的拼多多已无遏制的可能。拼多多给阿里带来的威胁，将远大于京东。阿里的战场有很多，云服务和腾讯打，餐饮服务和美团点评打，文娱市场和爱奇艺、腾讯打，天猫和京东打，新零售和传统零售商打。但2019年，阿里最重要的战场将是和拼多多打！
　　日期：2019-04-04 17:12:23
　　国内大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过100%警戒线
　　大大有文化 2019-04-04 13:13:48
　　据国内媒体公开报道，近期中国地方债摸底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省份的隐性债务是显性债务的1.5到2倍左右，规模已经相当庞大。
　　按照官方定义，隐性债务（“或有债务“）是指政府及相关机构，在法定债务限额之外，负有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在实际情况中，隐性债务的主体是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平台）提供的财政担保。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估算截至2017年底，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总计超过40万亿元。这约为当时显性债务的2.4倍。考虑到地方政府不会对全部隐性债务承担责任（国家审计署2013年的报告显示，过往财政承担了14%-19%隐性债务）。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需要负责的存量债务约为24万亿元。
　　分省来看，在加入19%隐性债务之后，尽管绝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仍然小于60%。长期来看，仍然处于安全区间内；但从短期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常规财政收入不足，有近一半的省级财政债务余额与当地财政收入之比，已经超过了100%这条警戒线。
　　日期：2019-04-04 17:14:36

　　美国出口管制加强 中企需全力应对
　　原创 中国贸易报 2019-04-04 09:13:09
　　2018年以来，美国在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领域新的立法不断加强增多，同时针对中国企业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部门编制和预算，并由司法部牵头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定向打击不符合美国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相关规定的中国企业。这一方面导致许多中国企业被美国政府处罚，遭受经济损失和面临技术封锁；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敲响警钟，使得许多中国企业日益认识到合规经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据了解，2011-2017年，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BIS）行政罚金金额没有明显波动，一直保持稳定水平，然而2018年，BIS行政罚金金额急剧上升。
　　“这主要在于BIS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执法。比如，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BIS处罚60万美元，原因是与伊朗方进行贸易，即通过第三国将物项从美国运至伊朗，并向BIS作出虚假陈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张国勋近日在“美国强力执法下的中国企业贸易合规实务沙龙”上介绍，美国企图从供应链上来控制先进技术流向中国，因此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加严苛的出口审查。

　　据了解，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长、国防部长和其他联邦机构加强对向中国的出口、再出口或者国内转让许可申请的审查。2018年7月23日，美国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的最终稿作为国防权力法的一部分正式发布。
　　张国勋表示，出口管制改革法不仅增加了罚款，也在日常合规上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美国对其执行机关比如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财政部也提高了预算、加大了人员支持。
　　“在电子、高性能计算机以及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实行严格管制，阻碍国际货物和技术的转让，出口中国获取许可证的难度较大或时间较长，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企业获取相关产品以及先进技术的难度。”张国勋说，如果中企再从美国进口一些技术或零部件设备，其许可证最终用途证明和实地核查等都会比以往更加严格。

　　据悉，去年11月19日，BIS出台《特定新兴技术管制审议》，对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和脸部识别等14类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并就采取出口管制措施的前期立法议案通知向公众征询意见。
　　征求意见稿发布以后，在美国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在硅谷新科技研发地。张国勋对与会者解释说，因为这14类新兴技术都是涵盖在美国重大产业内，包括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等。一旦这个清单范围确定后，美国政府将针对这14类新兴技术实施如下管制和审查：一是实施出口管制措施，一般而言，对受限国家和对象的出口需要许可证。二是技术在美国国内向外国人传播，构成“视同出口”，同样需要许可证。三是如果来自境外的投资涉及该类新兴技术，则将同时被认为涉及《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下的关键技术，要向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进行单独的强制申报。“此类新兴技术的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让都将受到严格的管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出口目的地是美国武器禁售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审查要求会更加严苛，包括实施出口许可证的最低要求等。”

　　张国勋表示，在目前中美贸易战和出口管制加强的情况下，出口管制措施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企业与对方之间的交易不能迅速达成，繁琐的出口许可证申请程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出口到美国，需要中国政府的许可证，到美国后进行改装或者其他改变再返回中国，又需要美国政府的许可证，这会增加双方企业的贸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