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行！”刘希夷不甘心被他仗势强蛮的舅舅蹂躏，说什么也不给老诗人这个面子。《唐才子传》载：“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起初，我不大相信野史所说，后来，细细琢磨宋之问一生不怎么光明磊落的行状，倒也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新唐书》载他“倾心媚附（武后宠幸的）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刘）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看来，他给别人当枪手惯了，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有，也就顺手牵羊，不以为意了。《旧唐书》载他“及易之等败，左迁陇州参军，未几逃归，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子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此深为义士所讥。”从他捧着尿壶、尾随权贵的表演看，从他背叛朋友、出卖灵魂的行径看，把自己的外甥干掉，夺得这首诗的版权，并不是不可能的。

　　“文人相轻”一旦到了“文人相嫉”的地步，尤其那些才情不如人，功力不如人，又不甘心不如人，更不服气不如人，一定要在文坛上出个头、露个脸的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什么也不是的文学活动家，恰巧手中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点本钱，在嫉妒心的邪念驱使下，便可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干掉对手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隋炀帝了。这个花花公子，酒色财气，香车美人，没有他所未曾拥有的，可他并不满足。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声望上，他还未能拔尖领先，登峰造极，而且，居然还有不逊于他的，或稍胜于他的，那还得了？据唐人刘所著的《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衔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其实，宋之问已经获得了为上司、为领导，捧尿壶随侍左右的光荣，说明他在权力场中，既是能够出入客厅，也是能够进得卧室的核心人物。尿壶只有一个，犹如官印只有一枚，让你拿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任？而随着这种不避隐私的信任，将会有什么样的灿烂前景，肯定是不可限量的了。我估计，当他捧着那骚哄哄的尿壶，随控鹤史张易之身后走过来，一脸骄矜之色，是可想而知的。从当代那些捧尿壶的同行表情，以今观古，大概###不离十。

　　看来，文人的胃口还是真够大的，鱼和熊掌，哪个都不想落下。这个尿壶诗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外甥弄死，是不是受到隋炀帝杀薛道衡和王胄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杨广杀掉文学对手以后，第一，他的诗就写得有长进，独占鳌头了吗？第二，他一只手能掩住当时人的嘴，能挡得住历史的判决吗？
　　文人相轻，或许无妨，文人相嫉，而且搞小动作或大动作，便是切戒的事情了。若真像隋炀帝或宋之问那样干掉自己的文学对手，也许你有可能赢得一时，但是你却百分百地失掉了永远。算算这笔账，也许会感到划不来的。

朱熹的沉浮人生

　　朱熹的沉浮人生
　　佚名
　　一代大儒朱熹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名人，世界的名人，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确实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毛泽东主席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双方对于朱熹这位古人推崇备至的心态。“朱子学”在日本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在精心研读《朱子语类》，完全采用汉代“章句之学”的方法，从文字训诂入手，句读、注释、翻译，再诠释它的精义。那种崇拜和严谨的态度，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中国学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把孔孟儒学在新基础上建立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在西方汉学家看来，他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

　　然而，这样一位大师，在生前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当朝用莫须有的罪名——“伪学逆党”，打倒在地，弄得狼狈不堪，斯文扫地，含恨去世。这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两个字：政治！
　　不妨从头说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人们敬仰，流传、渗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

　　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关于“理”与“气”的深奥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重新诠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为此，他特别致力于编写童蒙读本，例如《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日常言行、生活习惯，提出道德规范。比如说：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饿死蔡京

　　饿死蔡京
　　李国文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