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沧州，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
　　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了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杀一杀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
　　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需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两眼翻白的饿鬼。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是绝对一致的，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麈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大宋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饿死蔡京的故事。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了，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历史不忍细看

　　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历史不忍细看。历史如何能够细看？一细看，便好比用高倍放大镜看美人，光洁圆润全然不见，入目但是鳞纹交错、毛孔贲张、瑕疵毕露。于是，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处着墨，更何况，还需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君上避、为时政忌。因此，读史时，常常会读出几分含混、几分闪烁。那当然是史家的难言之隐。但其实那几分含混和几分闪烁中，往往藏着许多细节的真实。

　　何妨细看一下，透过发黄的卷宗触摸一次历史曾经跳动的脉搏呢？
　　袁崇焕的失败
　　在明代被杀的边关守将中，袁崇焕的死大约是最冤屈的。他没有兵败失地之过，却生生被诬陷为叛敌，是引清兵破边墙进犯京都的罪魁祸首。
　　袁崇焕当然不该死，袁崇焕本来也不会死。虽说他是因为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崇祯杀害，但细细检点，这个结果与袁崇焕的为人性格不无关系。
　　宁远城位于山海关和锦州之间，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先后调往该地区作战的有五十多名战将，其中不乏兵部尚书、大学士、总督等头衔的高级官员。而战功最显赫的当属袁崇焕。袁崇焕守宁远，两次击退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清军进攻。努尔哈赤本人就是在宁远城下中炮受了重伤，以致不治身亡。有了这些资本，袁崇焕开始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并在崇祯皇帝和朝臣面前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从而种下败亡的祸根。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当清军大举进攻锦州时，皇帝召集众朝臣开会。皇帝忧心忡忡地问袁崇焕东方战事何时能了，袁崇焕居然十分轻率地回答：五年为期吧。没有一位朝臣相信袁崇焕的大话，但皇帝却大加赞赏。
　　袁崇焕接着在朝堂上作出近乎跋扈的举动，逼着各部大臣在皇帝面前逐一表态，不仅要保障袁崇焕大军的物资供应，而且在用人调兵上一任所为，不得掣肘。这也就是他提出的要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并且不许朝臣干预乃至议论。朝中许多大臣对袁崇焕借皇帝重用之机，要挟需索，得寸进尺，最后竟想钳制言官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
　　袁崇焕上任后，战事并未像他预言的那样顺利。他便想通过和议暂时中止清军凌厉的攻势。还在熹宗时，袁崇焕便曾当过和谈代表，但他却忘了当今天子是一位刚愎自用而又敏感多疑的君主。而这期间，又发生了他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事件。崇祯皇帝看袁崇焕如此行事，心里不免害怕。而朝中大臣则议论纷纷。袁崇焕任性使气，殊不知已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败亡的深渊。

　　皇太极正是利用这一事件而施展反间计。一方面将袁崇焕议和之事大加渲染，广为扩散，并把杀毛文龙称为袁崇焕向后金（清）讨好的举措；另一方面，亲率大军绕道喜峰口，攻破边墙，直逼北京城下。致使京师上下震动，纷纷传说袁崇焕通敌。这时，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再也沉不住气了，下令将袁崇焕逮捕，并立即绑往西市斩首。此时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袁崇焕说话。一代名将袁崇焕便这样成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受害者。

　　袁崇焕没有在强敌面前打过败仗，但他却败在自己狂傲不羁的性格上。
　　谁杀害了岳飞
　　究竟是谁杀害了岳飞？
　　一千多年来跪在岳坟前的四尊铁人：秦桧夫妇、张俊和万俟，似乎已经告诉了人们答案。对于岳飞的死，他们当然难脱干系。但仅仅是他们四人，就能置岳飞于死地吗？
　　处死岳飞，当然需要皇帝点头。杀害岳飞的人中宋高宗应该算一个。但高宗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呢？
　　岳飞是南宋初年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在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光世、岳飞五支抗金大军中，岳家军军力最强，纪律最严明，战功最显赫，是南宋王朝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岳飞本人因累累战功加官至太尉、少保，是正一品的官员，在武将中军阶最高，位居三公之列。高宗皇帝更下诏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兵权之重，天下无双。对于这样一位担负着南宋中兴重任的军事统帅，能说杀就杀吗？

　　那么，是什么时候，埋下了杀害岳飞的种子？它又是怎样发芽而后疯长的？
　　如果将南宋的朝堂比作一架天平，那么，主战派和主和派便是天平的两边。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天平就会向一边倾斜。而宋高宗就是调节天平的那只手。和耶？战耶？始终是朝堂上争议最激烈的话题。当然，主战派砝码的分量还来自于在前线作战的几支部队。军事上的得失，直接影响着宋高宗调控天平的决心和力度。岳飞显然已是天平上那颗最大和最重的砝码，主和派自然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去掉。但若仅仅以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来反映南宋国内的政治态势就未免太简单一些。实际上，宋立国以来，就一直被一项国策所困扰，那就是如何安排军人的位置。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军人出身，而且是靠兵变夺取政权的。他深知军队的厉害，但他不学汉高祖刘邦滥杀功臣，而是设宴款待石守信等大将，宴饮之间，许以高官厚禄，然后要他们交出军队指挥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接着，他又制定了以文制武的文官管理制度。整个北宋期间，这个制度牢不可破。

　　但南宋一开国，情况就不同，高宗赵构刚登基就被金人撵着屁股打，一直跑到温州，还一度住在海船上以躲避金兵的锋芒。而手下的一班文臣只会跟着逃命，一点退敌的本事都没有。是岳飞、韩世忠他们打退了金兵，才使得南宋保有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但战争的狼烟并没有因此消散，金人的铁骑还在江北的大地上驰骋。由于南宋一直面对强敌的压迫，军人的作用便日显重要，军人的声音也逐渐由弱变强。但这显然与宋的立国制度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