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很，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和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龄、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四十二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命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000多磅，白银26000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吗？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12000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1200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10000两，够他们赎8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20两银子，也要12000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美元，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美元，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由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绑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民国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1011，2，26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1917年9月14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1917年9月11日）
　　山东土匪的绑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绑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1923年9月1日）
　　河南土匪绑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1927年7月31日）
　　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等。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