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改用天皇的称号。天皇的由来笔者在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在圣德摄政的30年里，具体的说就是在推古朝正式采用了天皇一词以代替以往的大王称号。这是圣德太子对后世日本人影响最深的贡献。
　　其三，制定“冠位十二阶”。这个制度还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和统治的，冠位只是种荣誉，并没有职权，所以自然就没有人数上的限制了。603年圣德太子借鉴了隋朝的选官制度，也就是科举制度，以才能高低为标准录用人才，打破氏族血缘与出身的限制，以此加强中央集权。他把冠位分为十二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冠服则以紫、淡紫、青、淡青、红、淡红、黄、淡黄、白、淡白、黑、灰等不同色彩来区分不同等级。很显然，圣德太子引进了中国儒家五常思想，即仁、义、礼、智、信并加以充分发挥，还以《论语》的“为政以德”作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系，依据才能的高低来定官阶，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中央官僚制度来取代氏族世袭制。

　　其四，制定道德训诫《十七条宪法》，它最集中地反映了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也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内容多来自儒家思想，主要是些劝善弃恶的训诫和说教而已。《十七条宪法》重点放在了“和为贵”、“崇君”、“公正”与“尊三宝”

　　上，和为贵是用于调和豪族之间，豪族与皇室之间的固有矛盾。“崇君”是为了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公正”是为了让官员服从天皇的统治秩序。“尊三宝”是希望借助佛教教义来统一日本信仰，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圣德太子在指导改革的言论中不遗余力地大力引用《论语》、《礼记》、《孝经》、《诗经》等儒学经典同时糅合了道家与阴阳五行的学说。
　　其五，大力发展对隋的平等外交。7世纪的日本在内外环境的双重作用下进入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圣德太子正顺应了历史潮流，不断加深与大陆的联系，将原先一个偏僻蛮荒岛国引向东亚政治的中心舞台，日本开始深度融入东亚外交体系。但是圣德太子决不会就那么恭顺地接受现有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外交格局，他希望能立足于日本与中国平起平坐，建立对等国交关系，圣德太子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它奠定了此后日本1400多年来对华外交的基调，当然也为中日两国长久的矛盾与摩擦乃至积怨埋下了伏笔。

　　日期：2018-11-25 17:16:55
　　（二十一）隋日外交风波——中日两国交锋的开始
　　其实要说这时候的日本还只是个偏远落后的小国，跟隋朝时期的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这里的交锋，更准确的说是只是停留在外交辞令上，是名分和地位之争，远远未达到大动干戈的地步。但这次事件已经显露出日本的野心和争强好胜的一面。日本既想同大隋建立紧密联系，来压制和震慑半岛南部的国力蒸蒸日上的新罗，又希图凭一己之力，打破上千年来以中国朝廷为中心东亚册封体制的旧秩序，与大隋平起平坐。可偏偏隋朝就是在外交上打压日本，不给它发挥和展现的机会，于是双方的矛盾就起来了。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圣德太子说起。

　　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派遣以小野妹子（名字听起来想女性的名字，但小野妹子是男性，日本发飞鸟时代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为首的遣隋使出访中国，小野妹子在觐见隋炀帝时，按照惯例递呈了日本国书。但是国书的开头就出现这么一句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为圣德太子所作，他的目的就是在外交上强调日本与隋帝国的平等地位。

　　隋炀帝看到这样的国书，原本喜悦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面对如此大不敬的表现，隋炀帝很是生气，脸色铁青，表情阴郁。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从秦始皇时代起，在历代中华帝国的眼里，只有皇帝才能称天子，而且天子只有一个，其他邻国只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充其量也只能称王，但绝不能称帝。隋炀帝在愤怒之余也有一丝疑惑：这个倭国的国王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敢自称天子，而且还自称日出国，说大隋为日落国。也不想想自己是几斤几两！

　　当然，隋炀帝完全可以一声令下，出兵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倭国，但是他最终没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此时隋朝的重点是对付在东北上蹿下跳的高句丽，至于倭国，暂时先不计较。所以尽管杨广的心里很不快活，却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只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勿复以闻”，意思是说今后如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给他看了。杨广收下了这封日本国书而且还令鸿胪卿热情接待小野妹子等一行使者，并立即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者回访日本。此后，日本使节连赴隋都长安两次，都受到隋炀帝的热忱款待。

　　日期：2018-11-25 17:17:47

　　小野妹子成功完成与隋朝建交的使命后，于公元608年（隋大业四年）年初回国，文林郎裴世清也一同赴日回访。裴世清于同年四月到达日本九州，得知隋朝使节和小野妹子同期抵达日本，天皇和公卿大臣们都是喜出望外，因为当时的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人认为小野妹子能完成出使任务就已经很成功了，未曾奢望隋帝国会派使节回访。
　　得知消息后，推古天皇二话没说，立马派人专程前往九州迎接，而且鉴于以往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天皇还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句丽馆舍基础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在筑紫(即北九州)一直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
　　公元608年的六月十五日，迎接隋使的仪式可谓盛况空前，推古天皇特意派了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重臣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将裴世清等人迎至难波新馆。行至难波时，天皇又遣小德阿辈台带领数百人，设立仪仗，鸣角鼓，好生气派。裴世清在难波馆作了短暂的休息后，便启程前往国都飞鸟城。又过了十日，才抵达都城附近。
　　八月三日，天皇派遣了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率七十五匹五彩骑，《隋书•倭国传》里记为二百匹，前往迎接。飞鸟城里如同在庆祝盛大的节日一般，从王子到各大臣、文武百官个个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好生热闹，可见日方在隋使的迎接工作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下足了功夫。
　　八月十二日，推古天皇正式接见裴世清，女皇很高兴，以谦虚的口吻对裴世清说：“我听说啊贵国在我国之西，乃礼义文明之邦；我则区区岛国，偏居海岛，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裴世清倒也不客气，自然以天朝上国的口吻回答道：“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随即递呈了隋炀帝的国书。国书的第一句话便是“皇帝问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