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人的战争方式和军事理论几乎成了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对象，而本书作者则用他们潜心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质疑。
　　这是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在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的首次强力挑战。提出这一挑战的是两位中国空军的大校军官。不过，这两位军官并不满足于对别国的军事理论说长道短，而是始终将自己的准星瞄在日益临近的全球化时代及其战争这一更高目标上。作者以充满灵感的语言、精深独到的见解、逻辑缜密的思考，向我们描绘出一幅即将伴随新世纪出现的广义战争的图景，其结论和言判令人警醒。

　　在此前提下，作者提出了因应新型战争的对策—超限战。这一崭新的概念涵括了战争与战法两个方面。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因此，它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如此自信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军事理论界并不多见。所以不管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值得每个关本书注战争和全球化问题的人一读。

　　序论
　　每个经历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相信没有人敢说，历史上还有哪个十年，发生的变化比这十年更大。促成沧桑巨变的原因当然数不胜数，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因被人们反复提及。其中之一就是：海湾战争。
　　一场战争改变世界。把这样的结论与一次发生在局部地区并且仅仅持续了42天的战争联在一起，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事实的确如此，无须一一列举1991年1月17日之后开始出现的所有新名词：只需举出前苏联，波黑，科索沃，克隆，微软，黑客，英特网，东南亚金融危机，欧元，还有世界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差不多构成上，我们有理由把毁损度决不亚于一场战争的索罗斯们对东南亚的金融攻击，本·拉丹对美国使馆的恐怖袭击，以及奥姆真理教徒对东京地铁的施毒和小莫里斯之辈在互联网上的捣乱，认定为准战争、类战争、亚战争，即另外一种战争的雏型。

　　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变得比从前更为乐观。我们没有理由乐观。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战争作用的缩小，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即使身处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时期，战争也不会被彻底的解构。它不过是以更复杂、更广泛、更隐蔽、更微妙的方式重新侵入人类社会罢了。就像拜伦在悲悼雪莱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是经历了一次海水的幻化而已。”经过现代技术和市场体制幻化的战争，将更多地以非典型性战争形态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在我们看到军事暴力相对减少的同时，青定会看到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技术暴力的增多。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暴力，战争就是战争，外观的变化并不妨碍任何战争对战争原理的遵循。如果我们承认新的战争原理将不再是“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的话。

　　这就是变化。战争的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变化？以及怎样的变化、向何处变化和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是本书试图触及并揭示的课题，也是我们决定撰写本书的动机。
　　1999年1月17日，时值海湾战争爆发八周年。
　　上卷 论新战争
　　序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 的全新图景。

　　—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1]O·斯宾格勒在他的《人类与技术》一书中说，“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哲学家斯宾格勒对技术一如神学家对上帝般的崇拜，正体现了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并在后工业时代愈益兴盛的另种蒙昧。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2]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让·拉特利尔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文化既有破坏效应，也有诱导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人类很难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判断。常常在技术狂热或是“反科学”运动的两极中摇摆。硬着头皮去读一读他的行文晦涩但思想艰深的《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会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3]尽管超视距（BVR）武器的完善，已使空战的基本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毕竟没有完全取消近距格斗。能做“眼镜蛇”机动的SU－27和能做“钩子”动作的SU－35，都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战斗机。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4]弗·格·容格是最敏锐的技术悲观论者，早在1939年，容格就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统治的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威胁。在他看来，技术已经变成一种无可匹敌的、魔鬼般的力量；它既掠夺大自然，也剥夺了人类的自由。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技术称为“杰出的荒谬”，要求人类回归自然，以避免作为最大危险的技术。最著名的技术乐观派是维纳和斯泰因布赫，在维纳的《控制论》、《上帝与机器人》、《人有人的用处》和斯泰因布赫的《信息社会》、《哲学与控制论》等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在技术的推进下呈现出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