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或“类战争”[4]，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5]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丨炸丨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4]见赵英《新国家安全观》。
　　[5]乔治·索罗斯，金融投机家；本·拉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埃斯科瓦尔，恶名远扬的毒枭；麻原彰晃，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凯文·米特尼克，著名电脑黑客。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丨毒丨品贸易；国际犯罪”，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6]。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

　　[6]美国国防部长在1996、1997、1998财年的每一份《国防报告》中都提到美国面临的多种威胁。但这种广角视野，并不是美国人能自觉保持的观察水准。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环境”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的地区威胁；第二是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等；第三，恐怖活动、非法丨毒丨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强国或势均力敌的全球敌手。有人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手。”这份由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通力合作的报告，显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所谓军事威胁之中。根据这份报告形成的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威胁的分析中，专以一节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现了美国人对未来威胁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克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两类冲突根源。第一类为传统的冲突根源：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主义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为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中的民族（种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这位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安全的见解，比美国官方要略高一筹。（详见美国《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去山那边迎接日出。

　　第五章　战争博弈的新着法
　　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
　　—伊尔·提尔福德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1]。

　　[1]战争是最典型的博弈，但它却常常不受经典博弈论的制约。因为战争从本质上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基于“理性人”的种种推测自然容易落空。核武器的可怕后果，使人类从最不理性的行为中渐渐找回了迷失已久的理性。而全球化的进程，则促使人类在寻求国家安全时，按照“理性人”的方式思维，学会摆脱“囚徒困境”，不再陷入美苏争霸式的“斗鸡博奔”中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经济学博弈开始渗入军事领域，并影响新时代的战争。（可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拂去战云的阴翳
　　谁见过明天的战争？谁也没有。但它的种种景象，早已通过大大小小巫师式的预言家之口，像低俗的卡通片一样定格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从太空轨道上的卫星绞杀战，到大洋深处的核潜艇角逐；从隐形轰炸机投放的精确丨炸丨弹，到宙斯盾巡洋舰发射的巡航导弹，天上地下，全面覆盖，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美军数字化部队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一次实兵演习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