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纯粹的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抑或非军事战争行动，只要是带有作战性质的行动，便都存在一个怎样准确选择主要作战方向和攻击点的问题，也就是在由整个战争、战场或战线构成的全向度上，确定你的主向度的问题。这几乎是令一切即便拥有精良武器、多种手段、充足兵力的统帅也最感头疼的问题。但像亚历山大、汉尼拔、纳尔逊、尼米兹之辈和中国古代的孙武、孙膑，却都是擅长选择出敌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选择最出敌预料的行动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叫做“间接战略”。在战争空间已经由陆海空天电广延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诸领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已使军事领域很难理所当然的成为每一场战争的主导领域。战争将在非战争领域中展开，这样的观点说来很奇怪也很难让人接受，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趋势就是如此。其实远在古典战争时期，战争就不曾始终局限在单一领域中，像蔺相如“完壁归赵”的外交战，或像墨子与公输班的虚拟战，都是在军事领域以外赢得或消弥战争的典型范例。这种跨领域解决战争难题的方式，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启示。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综合时代，已为我们开辟出了远比古人广阔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领域，使人们梦寐以求的在非军事领域赢得军事胜利，用非战争手段打赢战争的凤愿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把未来战争的胜利紧紧攥在手里，就必须对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一场也许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导的领域中，进行一场可能波及当事国全部领域的战争。至于这样一场战争将以什么武器、什么手段、什么人员以及在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中进行，眼下当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已知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战争，胜利都属于正确地运用偏正律去把握“主与全”的一方。
　　是规律不是定式
　　战争是最难说清也最让人琢磨不定的东西。它需要技术的支撑，但技术并不能代替士气和谋略；它需要艺术的灵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温情；它需要数学的精确，但精确有时会使它陷于机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学的抽象，但纯粹的思辨无助于把握在铁与火的缝隙中稍纵即逝的战机。
　　战争没有定式。没有人敢在战争领域里口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狂言，没有人用一种战法打赢过所有的战争；但并不等于战争没有规律。为数不多的人在常胜将军的花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窥见和掌握了胜律。
　　这些名字证明了胜律的存在，只是却无人道破堂奥。很久—几乎和战争史一样久—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划过天才统帅脑际的闪电，而很少意识到它就隐藏于刀剑迸击、硝烟炮火的血腥格杀之中。

　　其实，一切规律都不过是窗户纸，就看你能否捅破它。
　　偏正律就是这样一层纸。它简单又复杂，飘忽又稳定，常常被一些幸运的手指无意间捅穿，胜利之门便轰然向他洞开。它简单得可以用一组数字或一种语法去表述；它复杂得即使你精通数学和语法也找不出答案；它飘忽得像硝烟，让人摸不着边际；它稳定得像影子，伴随着每一次胜利的日出。
　　正因如此，我们把偏正律看做是原理，而不是定理。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原理的相对性。相对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无需精确测量。相对不是绝对的白色，所以它不怕黑天鹅[20]。
　　[20]偏正律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死”或“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那样的定理，而是指导赢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
　　不过，即或我们通过对战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胜律，但如何运用才算正确，仍是有待每个具体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机把握的问题。因为，战争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在困惑着每个胜利的追逐者：违背规律者必败无疑；墨守陈规者也绝难胜利。“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三十六计》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说，不管我们能找出多少战例，证明其胜利的原因与0.618相合，但下一个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去设计战争、战役或战斗的人，几乎必定会啃到失败的涩果。无论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运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剥、东施效颦。在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与吕岑会战中，进攻的一方都采用了亚历山大式的“斜形攻击队形”，但结局却截然不同。罗斯巴赫战役中的法奥联军指挥官照抄战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调兵布阵，企图用斜形队形攻击普鲁士军队的左翼。结果被及时调整了部署的普军，打得一败涂地。一年后，腓特烈在吕岑与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再次相遇。这回，他却妙手新裁，同样用斜形攻击队形，一举全歼奥军。一样战法，两样结果，可谓意味深长[21]。它告诉我们，没有永远正确的战法，只有永远正确的规律。它同时还告诉我们，正确的规律并不能包胜不败，胜利的秘诀在于对规律的正确运用。包括对偏正律，虽然强调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胜。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质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实战运用中，并不等于每一次都要把攻击点，生硬地选择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胜律。也许，这一次胜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这一次，“正”就是“偏”。这就是战争的艺术性，是数学[22]、哲学或其它科学技术都无法替代的艺术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敢于肯定，军事技术革命替代不了军事艺术的革命。

　　[21]见《西洋世界军事史》，富勒著，第二卷P201。《简明战争史》P860
　　[22]我们并不否认或轻视用数理方法分析战争，特别是在计算机普及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崇尚模糊不喜欢精确传统的国度。李洪志编著《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中，列举尼古拉·施威特等人用“贝叶特方法”，对越南战争、中苏冲突、阿以战争进行分析的事例。李洪志等人用此方法在1993年对波黑战争的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军事科学出版社）

　　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偏正，虽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兵家主张的“奇正”之法重合，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奇正”。因为，在古代兵家那里，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即孙子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偏正，则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手段，而是客观规律的呈现。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虽然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战例都因其美妙绝伦而令人神往，但却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因出奇而取胜，以正取胜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则不同，只要我们把每一个胜利拆开来看，不管它是奇胜还是正胜，其中都一定可寻见胜律的踪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23]引文见《孙子兵法·势》。“奇正”为古代兵家重要的战法概念，变化莫测、出敌意外为“奇”；以对阵交锋，打堂堂之阵，则谓之“正”。唐太宗对“奇正”之道颇有心得，渭桥对阵则是一个范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了李世民与李靖两人对“奇正”的种种见解。
　　无论我们把偏正－胜律表述得多么清晰，对它的运用都只能在模糊中进行。有时，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径。因为只有模糊才适合于整体把握，这是东方式的思维，但它却奇特地与西方智慧在0.618这一黄金点上相遇。于是，西方的逻辑、推演和精确，与东方的直觉、感悟和混沌，形成了东西方军事智慧的结合部，并由此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胜律。它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带着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严密，一如太和殿的飞檐，架在了巴特农神庙的廊柱上，法相庄严，气象万千。

　　第七章　万法归一：超限组合
　　今天的战争会影响到输油管道内汽油的价格、超级市场里食品的价格、证券交易所里股票的价格。它们还会破坏生态平衡，通过电视屏幕闯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阿尔文·托夫勒
　　知晓了胜律并不等于就能锁定胜利，这就像知道了长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当上马拉松冠军一样。对胜律的发现，可以深化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知，提高军事艺术实践的水准。但到了战场上，能够赢得胜利的人，却断不会由于对胜律的破解而增多。关键是看谁真正在本质上掌握了胜律。
　　在可能到来的下一场战争中，胜律对战胜者的要求会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晓在战场上角逐胜利的全部机巧，更提出了大多数军人都准备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战争之外的战争中打赢战争；在战场之外的战场上夺取胜利。

　　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连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维利这样的现代军人都算不上“现代”，倒更像是一群传统军人。因为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鸿沟。虽然这条鸿沟并非不可跨过，但却需要一次彻底的军事思维的腾跃。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1]。在中世纪，这意味着对浪漫侠义又没落的骑士传统的突破，不加限制地采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战争中亦如此，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为有中国的韩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确的“超限思想”的滥觞。
　　[1]B·罗素在论及马基雅维里时说，“从来人们是惯于被他所震骇的，而他有时也确实在惊世骇俗。不过，人们如果能跟他一样地摆脱掉假仁假义，那么，不少人也都能像他那样思想……（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如果那个目的认为是好的，那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足以胜任的手段去完成它。手段的问题可以用纯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不必顾及目的之为善为恶。”（《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P115－123）

　　[2]生于战国的韩非子，是法家之集大成者。说话办事，以实际功效为重，所谓“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并无其它目的或限制。（见《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等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P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