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看情况。”教授哈哈大笑，看了一姝一眼，“问题是，你是一姝的朋友，我怎么好拒绝？想当年，我在美国混得很惨，是一姝的姥姥解囊相助，我才得以生存下来。人嘛，谁都不能免俗。况且，近几年我一直收集关于中国海盗的资料，也想找个机会发表一点看法。因此你来采访，可以说咱们是一拍即合。”
　　萧邦没想到教授这么爽快。于是赶紧拿出采访本和录音笔。教授却一摆手：“将你的本本收了吧，录个音就可以。我们随便聊聊，完了你将写好的稿子给我过过目，我那时再核实增删。这么好的阳光，咱们喝酒聊天要紧。”
　　“一切听教授的。”萧邦有些不自在地就收起了本子，只将录音笔放在桌上。
　　“采访嘛，最好的方式就是聊天，天南地北的。”教授端起酒杯回敬了一下萧邦，也示意一姝喝一点，“我最反感那种条条框框的采访，束手束脚的，没有激情，出来的文章也不生动。萧兄弟，我看了你的采访提纲，说出来你别生气。你那个提纲，官话太多，虚得很。像这类题材，要正野结合，中外相衬，才好看。”

　　“谢谢教授指点，”萧邦有些发窘，“我在我们周刊，的确是末流的记者。”
　　“你倒很实在，”教授哈哈大笑，“不过这没关系，有我在，文章一定会好看。刚才讲了，正野结合，中外相衬，就是这类题材的特点。正史又称官史，是有明文记载的，引用要有出处，分析要有依据；野史呢，民间流传，往往有夸张成分，但故事性强，更具戏剧效果。正史就一定是真相？野史就一定是编造？我看不一定。正史，说白了是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统御人民的工具，《史记》以降，真实性就差多了，宋代以后就更是谬误百出。所以做文章，要两手抓：一手抓主干，就是凡是正史就引据，核对出处，就算错也是史书错，不关你的事；另一手呢，抓枝叶，就是将野史传说借题发挥，奇闻轶事，旁征博引，最能吸引眼球，当然还是需要说明一下，以正视听。中外相衬，就是对比了。没有对比，忠奸难辩，是非不分，就有以偏概全之嫌。就拿中国海盗来说，如果不与西方海盗相比较，很难从历史的角度去认清它的本质。”

　　“费教授，您不是说做学问要严谨的吗？”一姝突然插嘴。
　　“严谨是指态度，”教授纠正道，“历史上有很多伪作，其实水平也很高。如《李陵答苏武书》，就是后人伪作，但就算李陵本人，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感人至深的文章；《满江红》亦为后人伪作，但其冲宵气势，与岳武穆情怀暗合，素为世人景仰。所以说，一个学者，如果拘泥于刨根问底，寻章摘句，而忽略了时代精神，就无法探精寻微……”

　　“教授是说，中国海盗的历史记载并不符合史实？”萧邦深恐他扯远，赶紧插话。
　　“你不要打岔！”教授怪眼一翻，颇为不悦，“这个不说清楚，后面的就没法弄。好吧，看你是个急性子，今天我也有兴致，就跟你们讲讲海盗。”说到这里，他抬头望天，似乎在考虑如何化繁为简，让这个一看就没啥文化的后辈听得明白。
　　一姝和萧邦都坐直了身子，等待教授的讲述。
　　教授又自斟自饮了两杯，似乎害怕好酒让萧邦喝光了，才咂巴了两下嘴，开始高淡阔论：
　　“要想说清楚海盗文明，还真有点难。不过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海盗打破的。往深点说，是勇气和掠夺，发现和改变了世界，使人类的目光不再封闭地局限于陆地。于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海上掠夺，力量逐步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事情就是发现新的陆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发现和开辟新陆地的人，都是海盗，因为这些行为的动机，无非是想瓜分利益，获得财富。

　　“一姝出生在美国，非常清楚在西方的文化中，海盗的故事是一部传奇的英雄史诗。在西方的世界里，一个男孩，不管出于什么想法，都愿意选择当海盗船长而非国会议员。西方海盗的热血和勇气，因为反抗文明社会中的法律秩序而成为深入人心的英雄，因为敢于冒险和创造了人生的辉煌而成为人们敬佩的勇士。但是，这是西方的文化，在中国却截然相反。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在殷商时代才出现木板船，但其航海技术发展迅猛，在明末以前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大国，汉武帝在位时就曾七次乘楼船巡游海上，可见汉代造船和航海术已经相当先进。因此，中国海盗历史悠久，活动频繁。早在东晋时期，吴人孙恩为报家仇，逃海起义，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海盗集团，其妹夫卢循也参与其中，转战长江以南，纵横东南海域，拥众百万，历时十三年，为中国海盗史上所仅有。此后海上一直较为平静，到了元末，台州黄岩出了个方国珍，其兄弟被官府逼迫逃亡出海举兵，拥巨舰千余，人众十万，成为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分庭抗礼的一方豪杰，后来降了明朝，受朱元璋厚待；再往后，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大海盗，就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嘉靖万历年间的林道乾、明末清初的郑芝龙了。”

　　一姝见教授停了嘴，赶紧满上一杯酒，插话说：“中国真正大规模的海上航行，应该是郑和吧？”
　　教授白了她一眼：“郑和不一样，他是朝廷的正规军队，不是海盗，只是制服了几个不服的小国，并没有抢掠财富，属于和平使者。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海盗。”
　　一姝吐了一下舌头，斜睨萧邦。萧邦正聚神聆听。
　　教授干了酒，指指萧邦的酒杯：“萧兄弟怎么不喝？这酒可不好弄哟。”
　　萧邦笑笑：“我不擅饮酒，教授请继续。”
　　教授饮罢，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关于明朝海盗，咱们待会细讲。前面举的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四个问题：第一，中西海盗规模不同。西方海盗的黄金时代是在18世纪，而中国海盗的黄金时期是16世纪。就拿中西海盗鼎盛时期相较，西方海盗讲究小团队作战，一般都是几十人、几百人一伙，上千人的队伍不多；而中国海盗规模宏大，讲究集团作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海盗团伙很多，上万人的队伍也比比皆是。第二，中西海盗成因不同。中国海盗是被动反叛，西方海盗是主动进取。中国海盗都是官逼民反，主要原因是海禁政策限制了海上贸易，南方海域一带的农民自造船只，奋起反抗；而西方海盗具有冒险和探索精神，甚至可以与王室签订协议，皇室还提供航行物资，再瓜分探险所得。第三，中西海盗性质不同。中国海盗亦商亦盗，主要在近海活动，极少滥杀无辜，只是想通过武力迫使朝廷让步，以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海盗贪得无厌，血腥残暴，疯狂掠夺，努力建设新的秩序。第四，中西海盗结局不同。除方国珍兄弟等极少数人占据历史条件归降善终外，绝大部分海盗不是被诱骗剿杀，就是客死他乡，如王直、郑芝龙等；而西方海盗经过疯狂掠夺后，存活下来的海盗远赴异地，摇身一变，用夺来的财宝建立新生活，成了有身份的绅士、富商甚至政府官员，逍遥法外，子孙受荫。如英国大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其海盗船队在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封为英格兰勋爵；素有‘海盗女王’之称的西班牙海盗唐.埃斯坦巴.卡特琳娜，其海盗船队被西班牙舰队击溃后被判死刑，但在国王菲利普三世的干预下被无罪释放，国王还亲自召见这位‘西班牙英雄’，赏赐大笔金钱和土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妙。”

　　“我想，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萧邦突然插话，“那就是中国的海盗有爱国之心，西方海盗只为私人利益着想。”
　　教授白了他一眼，说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譬如五峰船主王直，就勾结日本人，造成嘉靖一朝，中国沿海饱受倭寇摧残。虽然最后倭患平息，但日本人自那时起就埋下了入侵中国的种子，其祸害之大，一直延续到1945年抗战结束。”
　　“但据我所知，明清海盗的确有过抵抗西方殖民者的行为。”萧邦说，“譬如海盗首领施和、林凤、郑芝龙、郑一嫂等，先后率领部众投入反侵略反殖民战斗，并曾打败了西方殖民者，扬威海上。”
　　“原来你对海盗并非一无所知。”教授哈哈大笑，“是的，这也算中国海盗的特色之一，不过并不能归功于所有中国海盗。你讲的这些人，除了爱国之心，恐怕还是害怕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因为当时朝廷实施了‘以夷制盗’的夹击策略，实际上就是官府宁愿让‘外夷’垄断商路，也不愿为本国海盗开放海禁，全然不顾这些外夷常常也干海盗勾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幕荒诞剧的上演，构成了世界海盗史上的奇观，也为国外殖民者拉开了蚕食中国的序幕。”

　　“那么请问教授，您认为中国海盗的鼎盛时期，有几个是可圈可点的人物？”萧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