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伤亡人数,战后似乎没有给出一个权威的统计数据。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可能至少270万军人和平民死于战争,大略相当于日本1941年7400万人口总数的3%到4%。另有数百万人受伤、患病或严重营养不良。1945年,接近450万的复员士兵被认定为伤病,最终大约有30万人领到了伤残抚恤金。
至于财产损失,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海战和空袭,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的机器设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35%。
日期:2019-11-04 20:32:38
被饿死的法官
战争末期,由于美军对日本城市的轰炸以及海上运输被美军控制,日本国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941年开始的粮食配给制度已经难以维持,不仅经常出现拖延时间配给或配给欠缺的现象,而且数量也在减少,导致死人事件频发,出现了震惊社会的“小平连续杀人事件”、“片冈仁左卫门一家灭门事件”、“帝国银行事件”等。
1945-1946年,在东京发生连续**杀害年轻女性的案件,罪犯小平义雄曾作为海军士兵在中国有**妇女的前科,战争结束后利用粮食或就业等借口将年轻女性引诱到偏僻处**后杀害,受害者多达10人,1947年法庭将他处以死刑。
1946年3月16日,歌舞伎演员片冈仁左卫门一家五口均遭惨杀,凶手是寄居其家的剧团编剧饭利名,其动机是因配给的粮食被克扣而常常吃不饱,而且写的剧本也经常遭到片的训斥,积恨成仇而下毒手。
1948年1月,一位装扮成东京都卫生课职员、医学博士的男人进入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支店,声称附近流行痢疾,让16名银行职员饮用带有毒药的预防药,结果毒死14人,抢走现金17万元日元和1. 7万日元的支票。警方根据名片逮捕了57岁的画家平泽贞通,1955年判决其死刑。开始本人拒不认罪,其后承认,但很快翻供,不断上诉,直到1987年死在狱中。
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仍然储藏了大量军需物资。1945年8月14日,铃木贯太郎内阁决定在盟军进驻之前秘密处理这些物资,约有1/3的物资流入民间,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几乎是公开的黑市。因政府配给严重不足,绝大多数人需要在黑市购买必需品,也有的将自己收藏的古董等在黑市上出售以获得生活必需品,甚至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下台后因脱离皇籍而为生活所迫曾一度在黑市上摆摊。
因黑市价格过高,市民们纷纷到农村购买粮食或在城市空地甚至屋顶上种植蔬菜。粮食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945年10月政府主管物资的大藏大臣发表谈话说:“现状如果继续下去,来年度饿死、病死将达到1000万人。”
由于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破损的列车上严重超员,事故时常发生。1945年11月2、3日,有100多万东京市民涌到附近农村购买食物。1947年2月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满载购物人群的列车在高丽川站附近倾覆,造成147人死亡。
对政府来说,已经制定出台了《粮食统制法》,禁止粮食自由交易,因而理论上说黑市是非法的。但事实上,真的不到黑市购买粮食,生存都有问题。“山口法官饿死事件”就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社会问题。
东京地方法院有一名34岁的法官叫山口良忠,他对劝他买黑市粮充饥的妻子说:“虽然《粮食统制法》并非良法,但它是国家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一旦作为成文法,每个国民都应该绝对服从。我作为一名法官,几乎每天都要对违反《粮食统制法》的人作出有罪判决,如果自己阳奉阴违,岂不亵渎了法律的威严!我宁愿被饿死,也绝不会吃一粒从黑市买来的粮食。”
1947年10月11日,山口良忠被饿死,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人们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自己平时对苏格拉底即使知道不是良法但为了守法也果断服刑的精神甚为佩服。今天,对于法治国家的国民来说,这种精神尤其需要。自己虽成不了苏格拉底,但在《粮食统制法》下,仍欣然准备饿死,并要为反对黑市而死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动。我愿以我之死,换日本之法治,保永久之和平。”
日期:2019-11-05 09:19:20
潘潘”现象
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最早发出的命令之一,是8月18日通过内务省传送一项秘密指示给全国的丨警丨察局,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备。招募这些设施所需女性的任务,应当由地方丨警丨察署长调度安排,由他出面动员当地已经从事卖春业的经营者和个人。同一天,东京警视厅的高级官员会见了东京-横滨地区的卖春业的老板们,向他们许诺了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再自行筹集相等数量资金的默契。
翌日,副首相近卫文麿要求警视总监亲自指挥这件紧急要务。据说这位前首相近卫公爵,恳请警视总监“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然而数日之内,此方针又有了新的变动。曾在马尼拉会见麦克阿瑟一行、安排投降事宜的使节之一河边虎四郎将军回到东京,敦促政府不要直接插手运营这些设施。
此后,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正式签署批准方案并提供贷款融资和警力协助。被勉励承担这项任务的从业者,持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警视厅和东京都市政府公认的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投资。
9月6日,政府运营的劝业银行融资3000余万日元,作为政府为这些行动所提供贷款首期款。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人曾引述他说过的话:“用一亿日元来守住日本姑娘贞操不算昂贵。”经营者们则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达对这次为国效劳的赚钱机会的感激之情。
令人意外的是,职业**们对政府的号召似乎不感兴趣。一种说法是,她们害怕美国人,那些在战时宣传中通常被描绘为恶魔形象的美国人,**官巨大会弄伤她们。特别慰安所的设立者们只好另外招募普通女性。他们在东京市中心的银座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书》,上面有些暖昧地写着:
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
广告还宣称工作职位是“女性事务员,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下。提供住宿、服饰及伙食”。
绝大多数被广告吸引来参加面试的女性衣衫褴楼,有些据说甚至光着脚。大多数人都没有红灯区的“卖春业”经验,在得知将来实际的工作性质后,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到8月27日,东京共有1360名妇女被征募。
匪夷所思的是,这些以暧昧方式招募从事暧昧工作的新人们,第二天居然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个就职仪式,并宣读了一篇文辞华丽的“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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