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前一年12月上旬的珍珠港事件还不到一年，战争趋势远未明朗，但罗斯福总统却已在考虑战后的对日政策问题。
　　早在日美战争爆发的同时，罗斯福就指示国务院以无条件投降为前提，制定对敌国的战后处理方案。其后国务院将此列为特别调查部的工作。但是仅仅是国务院官僚而没有专家，实际工作推进迟缓。无论如何专家的知识必不可少，于是另外组织了工作班子，这就是远东组。
　　远东组成员不仅是日本问题的专家，而且也有很强的亲日倾向。只要需要，美国政府会想方设法调集相应的人才，并不十分介意个人的倾向性问题。这和日本当时驱逐亲英美派人才，甚至禁止进行敌对方语言的英语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
　　 布莱克斯利等专家们从日本为何走上军国主义着手进行分析，对天皇制、军事组织及其背景、教育制度、土地制度、财阀、宗教、思想等各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方方面面的相关文稿文件。

　　到1943年夏为止，这个工作组提出了大量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不仅设计了占领日本的框架，还包括对日本从各角度进行的研究分析，被称为“T系列”文件。
　　由布莱克斯利起草于1943年7月、编号为T357的《对日战后应予适用的一般原则》这篇研究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茨坦公告的雏形和后来麦克阿瑟宪法草案内容的来源。
　　报告提出，对日和解的条件是，无论日本军事占领的满洲，还是日本已作为其领土的朝鲜和台湾，应当“以国家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为基础决定其是否独立；关于日本的军事力量，则将“必须防止日本重新成为国际和平的障碍”作为绝对的原则，并要采取“废除日本的军备”、“限制日本的重工业”等等措施。
　　 报告强调，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得不采取相当严厉的手段，但“不应使日本国民陷入无法繁荣发展的困境”。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将给予其利用世界天然资源和参与平等贸易的机会”。这样的建议让人很容易感受到起草者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色彩。
　　 报告还涉及到了关于言论自由、宪法修订、教育改革以及文明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并提出战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在国际组织有效的防御体制之下，（使日本）作为平等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得到复兴。”
　　一份编号为T354的《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考察》报告中，对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方向作出了出色的预见：
　　“为了日本经济的安定必须实现国内改革。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是日本长年以来的积弊。日本国内也意识到土地改革的必要。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工业能够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关于产业部门，必须将支配和占有产业、贸易达七成的四大财阀为主的财阀制度加以解体。”
　　后来的盟军占领政策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份报告的思想痕迹。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为远东组核心人物的鲍顿博士。后面的叙述中我们还会谈到，他将在战后日本的占领政策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鲍顿的博士论文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完成的。在日本的几年中，他结交了一批日本朋友，还携带妻子四处旅游，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回美国后，鲍顿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本学，继续其日本问题研究，逐渐成为知名的“知日派”。

　　在远东组，鲍顿对日本明治宪法关于内阁和军部分别向天皇负责的规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制度原因，因而，在其1943年10月撰写的T381号《日本——战后的政治问题》报告中，主张　　。修改的重点是：
　　1、 强化内阁，抑制军部；
　　2、 强化议会；
　　3、天皇制的存续和改革；
　　4、 报道的自由和权利典章（尊重基本人权）。
　　这些内容，后来在麦克阿瑟宪法草案中得到了体现。
　　随着二战局势的变化，胜负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盟军方面。美国国务院的远东组也变身为远东局。
　　1944年春，以T系列文件为基础，经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更加具体和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C系列文件。
　　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就是在那时的研究报告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的。

　　1944年下半年，日本战败更趋明显。罗斯福总统于12月决定由国务院、陆军、海军三个部门组成协调委员会作为战争结束前后的政策协调机构。衔接前后阶段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是日美开战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格鲁1932年赴任日本，1941年美日开战时被日方遣返美国，是一位资深知日派。
　　格鲁回国后以国务卿特别助理身份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一年中就举行了250场。但在当时美国国内“把日本从地球上抹去”、“把日本打回到农业社会”等口号盛行的社会氛围下，他的演讲却不断遭到媒体评论家们的尖锐批判，被视为“利敌行为”。这自然使其感到窘困和尴尬。
　　格鲁的运气比较好。这年底赫尔国务卿病倒，随着原副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继任国务卿后，国务院人事进行的大规模变动，格鲁升任为副国务卿。格鲁充分利用人事权，将知日派纷纷调入国务院。格鲁将原驻日大使馆的部下拜兰坦因任命为远东局局长，将以前的驻日大使馆同事道曼任命为国务院、陆军、海军三部门协调委员会的负责人。
　　 同时，在国务卿斯特蒂纽斯为创设联合国而在各国奔走期间，1945年4～6月格鲁利用代理国务卿的机会，以知日派布莱克斯利、鲍顿的工作为基础，加强了对日政策研究，格鲁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1945年6月11日，在C系列文件基础上，这批知日派专家完成了前面提及的“对日初期方针”的SWNCC150号文件。8月28日，经批准的这份150号文件送到了即将出发赴东京受降的麦克阿瑟手中。所以才有了麦帅在“巴丹”号专机上向他的部属讲述占领政策的一幕。
　　还有一项决策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颇有远见之举，那就是在战事尚开始不久的1942年举办了占领军干部培训班。
　　1942年5月陆军部在佛吉尼亚大学设立了陆军军政学院，开始进行占领军军政干部的教育培训。考虑到广大的占领地区需要培养更庞大的干部队伍，对于占领日本后的军政事物，预计需要三千军官和九千民间干部，为此从1944年起，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为主都设置了民事干部培训所，将大学的副教授级别的人才培养成民政干部。

　　如此未雨绸缪地政策设计和人才培养，为战后对日本的改造奠定了制度和组织基础。
　　日期：2019-11-07 10:24:59
　　受降
　　浴血奋战获得的胜利要向世界宣布，让人民分享。盟军决定在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
　　早上八点三十，乐声奏起，同盟国代表团抵达“密苏里”号巡洋舰，各国代表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军服，再加上绚目的勋章绶带，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英语、汉语、法语、俄语，莺歌燕语南腔北调，甲板上顿时成为有声有色的外交场所，记者们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