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一切太平了，张角兄弟死了，人头带回来了，各地的黄巾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尽管还有一些地方有黄巾余部在活动，但已经成不了气候。灵帝想，该喘口气了，这一年真紧张得要死。
　　光和七年（184年）十二月，灵帝下诏改元为中平，寓意天下经过一场大乱走向安宁和平。
　　但是，如果他能未卜先知，他一定会心情更沉重，因为这才是风暴的开始。
　　下节预告：《六、曹全的故事》

日期：2009-06-30　08:26:44

　　《曹魏秘史》（第一部） 连载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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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燃向天边的大火
　　六、曹全的故事
　　在曹操到济南国上任之前，我们先对发生在光和七年、也是中平元年（184年）这一年里的若干人和事再作一个简要回顾。
　　这场风暴席卷了全国，帝国的统治受到重创，可以说是帝国走向灭亡的开始。起义的烈火被压下去了，帝国也更加奄奄一息了。

　　黄巾起义是一把烈火，虽然没有把东汉直接葬送，但它已经伤到了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此之后，东汉帝国更一蹶不振。一千八百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偶尔看到了一块石碑，这种感觉就更加突出和强烈。
　　那段时间，兄弟我工作的地方在西安市南大街的一座写字楼里，楼下一拐弯就是著名的书院门，往里走走就是更加著名的西安碑林。有时，午饭后我喜欢到书院门里走走，周末时也偶尔到碑林看一看。
　　碑林里全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可以称为国宝的多不胜数。令人吃惊的是，诸如《大唐三藏圣教碑》（也称“圣教序”）、《唐玄宗秘塔碑》（也称“玄秘塔”）、《唐多宝塔感应碑》（也称“多宝塔”）这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名碑竟然密集地挤地一起。这些国宝任意拿出来一件，给它专门盖座楼保护起来都不为过份。
　　在一间光线不太好的平房式建筑里，我发现了一通石碑，根据介绍，这是《曹全碑》，这通碑我也久闻其名，但仅限于知道，从没有在意过更多的细节。我不善长书法，在这方面也缺乏研究。现在，它就与我近在咫尺，当我看到此碑立于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时，心里不禁一动。
　　根据介绍，这块碑出土于明万历初年，正是张居正主持国政的那阵日子，能完整保存到现在本身就是一段传奇。尽管它的书法成就极高，但我更在意它的内容。这块黄巾起义次年制作的石碑，是那场重大历史事件留下来的直接的文字档案和物证。现在，你可以轻轻触摸它，可以凝视它，可以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心跳调整到和它同率。

　　这块碑上的文字记录了合阳县一个叫曹全的人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结尾处共有57个人题名，告诉我们上面记述的内容经过见证是真实可信的。
　　曹全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出生于敦煌名门望族，以戎马军功名扬河西边陲。然而不幸的是，正当曹全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事含冤入狱七年。直到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三月，黄巾起义横扫中原，危在旦夕的朝廷无奈之下大赦天下，曹全才得以出狱，先后被任命为禄福县长和合阳县长，率兵镇压起义军。
　　曹全对黄巾起义军实施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曹全的这一举动以及其在位期间廉政爱民的崇高威望，使得合阳县57名郡县官吏在王毕、王历、秦尚等人的号召下，感恩戴德，同心合力在合阳故城（今陕西省合阳县城东40里处）为曹全竖起了这座“不朽丰碑”。
　　碑文还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具体情况。合阳县是陕、晋之间黄河西岸的一个小县，即使在东汉时，这里也是默默无闻的地方。通过一块石碑，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那场起义影响多么广泛。
　　事实上，这场起义远比正史记载的复杂得多，激烈得多。那么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争着造反，也说明东汉帝国的基础确实已经崩溃。

　　和帝以后数十年来，东汉帝国陷入到政治纷争、贪官弄权、内忧外患不断的泥潭，老百姓受到的盘剥越来越重，走到最后，只剩下造反一条出路。
　　从此以后的历史，就是造反者不断涌现的历史。他们造反的形式，不一定都像黄巾军那样，扯个造反的大旗，专找朝廷的军队作战。更多的造反者，是开始在心里造反。
　　参与造反的人，不仅仅是流民，是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穷人，还有更多怀着各种想法和企图的人。
　　造反成功的，就成了所谓的英雄。
　　于是，这个时代被称为群雄并起的时代。
　　下节预告：《七、群雄初亮相》


日期：2009-07-01　08:16:08

　　《曹魏帝国》（第一部） 连载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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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燃向天边的大火
　　七、群雄初亮相
　　在这场平息黄巾军的战役中，还有几个人崭露出头角，引人瞩目，换句隆重点的说法，就是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这几位算来也都是大家的熟人。
　　一位是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很早就表现出异人之处，著名党人郭泰曾经“奇之”，称他为“王佐才也”。史书上说他“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跟青年曹操很相像，是文武兼修并在内心里确定天下一定会大乱的人。
　　黄巾起义前，王允担任侍御史，负责监察方面的工作。这时候，朝廷抽调一部分中央干部到地方任刺史、太守，充实地方的实力，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王允到任后，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先后引进了两个名士，一个是颖川的荀爽，即“荀氏八龙”之一，是荀彧的叔父；另一个是孔圣人的后代孔融。皇甫嵩、朱俊、曹操在颖川郡与黄巾军交战，颖川郡就是王允的地盘，他给予充分合作，给中央军搞后勤，同时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一次打扫战场时，王允从黄巾军那里发现中常侍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暗中相通的书信，王允呈报给灵帝，张让吓得半死。可奇怪的事，灵帝除了痛骂了张让一顿外，并没有再作深究。
　　张让“怀协忿怨”，捏造了一个罪名诬告王允，中平二年（185年）王允下狱，差点没命，幸亏大将军何进出手相救，王允才保住一条命。王允先隐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何进手下任职。
　　中平元年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干部里还有一个叫陶谦，字恭祖，丹阳郡人，他的父亲做过县长，但很早就死了。陶谦“以不羁闻于县中”。十四岁的时候，由于缺少管教，还整天骑着根竹棍满街跑（乘竹马而戏）。但是有人却看好他，这个人是同郡甘公，以前担任过仓梧郡太守。甘太守甚至想把女儿许配给陶谦，遭到了甘夫人的强烈反对。

　　甘太守不以为然，非把女儿许给陶谦不可，最后陶谦成了甘家的女婿。
　　甘太守没有看走眼，陶谦后来被举为茂才，担任了县令，又做了幽州剌史，名将张温主持西羌战事的时候，把陶谦调过来担任参谋（参军事）。
　　黄巾起义暴发时，陶谦还在张温那里当参谋，后来转任徐州剌史。与王允不同，陶谦担任徐州刺史可能是他要求或者积极活动的结果，因为他与上司张温正在闹别扭，急于走人。
　　张温对陶谦很不错（接遇甚厚），但陶谦偏偏看不上这个上司。一次军中宴会，张司令让陶参谋负责行酒，就是当酒司令，这位陶参谋还真当事，真以为自己是司令了，借着酒劲把张温侮辱了一番。
　　张温再脾气好，这下子也受不了，一怒之下给陶谦判了个流放边疆（徙谦於边）。陶谦刚打发走，张温的怒气就消了些，有人又从中相劝，张温于是下令将陶谦追回。按说陶谦该吸取教训了，但他见到张温的时候，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副誓不低头的样子。
　　好在张温没有再发火，只是笑着说：“恭祖，你是不是得了痴病呀？”

　　在张司令那儿不好混，陶参谋开始考虑另谋高就。正在此时，黄巾起义暴发，朝廷往下面派干部，可能是在他的积极活动下，最终被派到徐州当了剌史。陶参谋之所以敢清高，原因是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到任后，“击黄巾，破走之”。
　　陶谦从此就扎在这儿不走了，徐州成了他的根据地。
　　还有一个人，朱俊在被任命为右中郎将时，坚持提出来要调他来当帮手，这个人名叫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县人，是孙武的后代，时任下邳县副县长（下邳丞）。
　　史书上说，孙坚生得容貌不凡，性情阔达，好交朋友，年轻时做过县吏、郡保安团团长（郡司马）。当时，他家乡一带闹海盗，头目叫许昌（此为人名非地名），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召募精勇，与其它地方武装共同讨伐许昌，因为有功，被任命为盐渎县丞，后又改任盱眙县丞、下邳县丞。
　　孙坚仕途看来不太顺，换了三个地方都是副县级领导，搁在别人（如刘备）肯定撂挑子不干了，但孙副县长干得挺好，《江表传》（这本书是重点吹孙吴的，不过保存了不少孙吴方面的史料）说“所在有称，吏民亲附”，大家都挺爱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