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杨宏超案件得到平反纠正。

　　但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专节介绍这段经过，依然将杨宏超作为中统特务。
　　1994年作者采访时，秦平对此案仍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反间谍专家有的也与秦平有同感。①复杂的情况使作者警惕：这本书不好写！
　　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作为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作者，无权轻下判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2）
　　可是，正是因为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而且读者又没有身临其境的条件，所以，读者才对你的书感兴趣。

　　天下又有几个作者能够身临作品之境？作为一个为读者写作的作者，理应知难而进。
　　未能身临其境的作者，只得在想象中体味当时的情境。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从一个进步青年一下变成间谍，显然缺乏训练过程。
　　再看当时的社会情况，边区里面共产党强国民党弱，边区外围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当地人也要生存，除了少数坚定分子之外，芸芸众生怕是只能两面应付。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如何生存？起初身负共产党相送的假情报，当然赢得国特机关的信任；又带回国民党的真情报，当然赢得共产党的信任。两面受信任，这种双重间谍的日子好过。

　　可是中间有个转折。杨宏超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声明辟谣，那杨宏超还能继续受到国民党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得到机密情报吗？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心态如何？
　　从人性角度，应该理解杨宏超的艰难处境。从工作角度，杨宏超送回的情报质量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间谍战争又是铁硬的现实：敌对的双方迫使你二者择一！
　　本想左右逢源，反落两头受气。对于一个并非久经考验的嫩间谍，发生诸多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间谍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
　　此案的关键在于派遣文彬到边区策反。如果瞒着边保，杨宏超就是叛变；如果报告边保，杨宏超就是可靠。

　　作者就此事询问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所以引起误解。
　　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列举多项标准。
　　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①一语道破！
　　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谁忠心。其他的什么签字画押口头表态都是虚的。
　　这个案件令人感慨。
　　几十年后，当事人仍未掌握全部情况，还有不同看法。遥想当时，案情扑朔迷离，谁能判断清楚？

　　事后诸葛亮都不好做，事前谁敢称诸葛亮？
　　写出几个当事人对此案的不同看法和长期的认识过程，并非计较谁对谁错。而是试图证明——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派遣间谍，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我可设计骗诱敌人。
　　反间谍，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难以识别对手的真实身份。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间谍战争更为复杂，谁的脑袋简单谁吃亏！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反间谍连续用上两个“反”字，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
　　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龚震，在保安团发展崔际胜，从而形成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这个“磨擦专员”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
　　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让敌方带着间谍走。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人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五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国民党的反间谍措施，又被共产党的反反间谍措施击破。能够在十分复杂的斗争中看准实情，把握进程，延安的谍报思维相当清晰。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已经被敌方逮捕的间谍，居然得以安全返回，如此用谍也够巧妙。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安全返回并不满足，还要再次出击！延安的情报野心真是够大。①从敌方阵营之中发展情报力量，使用情报力量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情报员被破获之后，又能借敌方逆用之机继续潜伏；在适当时机策动敌方派遣，安全调回情报员；又在重要关头再派情报员重新打入敌方，长期发挥情报作用。

　　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表明，延安的反间谍工作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反间计（1）
　　间谍战的最高层次是“反间计”。
　　孙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用间》大谈如何使用间谍：“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这就是说，如果能够综合运用五种用间方法，就能迷惑敌人，取得奇效。
　　五种用间方法是什么呢？“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者也。生间者，反报也。”这就是说：利用关系打入敌方为“因间”，拉出敌方官员为“内间”，反用敌方间谍为“反间”，利用间谍向敌方输送假情报为“死间”，间谍带回情报为“生间”。

　　孙子所谓“反间”，并非现在意义的“反间谍”，而是相当于现在意义的“反间计”。反间谍一般指捕获敌方间谍，反间计则为反用敌方间谍。
　　孙子将“反间”看作“用间”的关键。“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这就是说，一定要查明敌方派来侦察我方的间谍，用利益诱惑其为我服务，而后交付任务放回敌方。依托这种反间，可以将派进乡亲、内线，可以向敌人传递假情报，可以如期收回自己的间谍。五种用间方法之中，关键在于会用反间，所以，对反间的待遇应该优厚。

　　五间之中，其他四种都是使用己方间谍，惟有这个“反间”，竟要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岂非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