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晚清的“清流党”分前后期，其中可以中法战争为界限。前期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其中有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人为主要人物；后期清流则以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为宗主，盛昱、王仁堪等人是主力，后来又有志锐、文廷式等人参预其中，这些人在甲午战争前后因拥戴光绪而又被人称为“帝党”（与拥戴慈禧太后的“后党”相对应，这是后话）。另外，前期清流多为北方人，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北派”；而后期清流多为南方人，故也被称为“南派”。

　　在光绪初年，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四人被合称“翰林四谏”，在当时的政坛上锋头极健，为士人所瞩目。午门案发后，清流派激愤异常，决心一逞锋芒，讨个公道。张佩纶最先看到午门案的上谕，于是便告诉了时任翰林院左庶子的张之洞，张之洞又去找了右庶子陈宝琛，两人一商议，便决定分别上奏。
　　陈宝琛写了一折一片，指出护军是奉职行令，如此处罚将造成护军不敢严守禁门，以后太监只要说声“奉有中旨”，护军便不敢阻拦放行，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写好后，陈宝琛让人送给张之洞征求意见，张之洞觉得附片的口气太激烈，劝他不要上奏。这时，张佩纶来访，看了奏片后拍手称赞，连说不用可惜，于是陈宝琛便将一疏一片同时上奏。

　　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写了一个很长的奏折，在奏折中，他没有为护军辩护，而从防范太监的角度入手，以历史教训为鉴，警告慈禧要防止宦官专权。不仅如此，张之洞还特意举出嘉庆年间有太监内应的“林清之变”及其当时发生的“天棚火药案”、“刘振生擅入宫禁”案，以加强他的观点。
　　张之洞与陈宝琛的奏折几乎同时上达，慈禧接到后反复思量，特别是张之洞所提到的“天棚火药案”和“刘振生擅入宫禁”案，更是让她觉得事态严重。说来也巧，“午门护军案”后，宫中又连续发生的两个案子，其一是内务府工匠在拆除宫殿遮阳防暑的天棚时，在长春宫的屋顶天棚上发现了大包黑火药和引信。长春宫是慈禧的住所，此案案情重大，当时内务府都不敢将此事禀告病中的慈禧太后。

　　不料此事尚未查明，又发生了“刘振生擅入宫禁”的事情，而且这次还让慈禧亲自撞见了。当年十一月初八中午，慈禧在路过体元殿西配殿的时候，居然发现一个身穿老羊皮袄的中年汉子坐在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吐痰，气得是差一点晕了过去。经过审问后得知此人名叫刘振生，他认识一个名叫魏丰的苏拉（即宫廷杂役人员），于是央求魏丰带他进宫长长见识，一饱眼福。这个魏丰也是不知死活，竟真的把他带入宫内。由于午门案的教训，这段时期护军不太敢盘查太监、苏拉，于是两人安然入宫。二人。入宫后，魏丰有事走开了，老刘胡走乱走，不巧被慈禧撞见。此事发生后，神武门当值护军及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一大批人都受到严厉的处分，刘振生则被斩立决。

　　在张之洞和陈宝琛两人奏折的警示下，慈禧宣布撤销之前午门案的处罚上谕，交刑部重新改判：玉林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福祥改为杖一百；忠和改为杖一百，圈禁二年；岳林免交部议处；太监李三顺责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月银六个月。
　　据说，禀理此案的恭亲王奕訢在反复阅读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后，拍案赞叹：“这才是真奏疏！”诚然，在慈禧盛怒、百官缄口的情况下，清流党人敢于大胆上争并为护军挽回死局，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不过话说回来，清流人物虽然饱学善辩，文章作得漂亮痛快，而且攻讦当权者不留情面，但言谈之间大多“闭门造车”，不通实务。当时的慈禧也认为，清流中的大多数人物可以做言官，或者还可以做学官，但乏有稳重成熟的务实干员，难以担当重任。倘若那些清流闹得凶了，便要让他们去做做实事，吃吃苦头，也乘机杀杀他们的威风。果不其然，慈禧后来还真就用上了这招。

　　32、甲申政潮，奕訢被赶出军机处
　　太平军和捻军等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大清帝国的总体局势发展良好，人心思定，各地争办洋务，开矿建厂，中外相安，国内一时间欣欣向荣，颇有“中兴”之象。但在这平静当中，却隐隐有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就是周边地区开始出现危机。
　　最开始的时候，是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乘着回乱之际，于1865年在新疆妄建“哲德沙尔国”（“哲德沙尔”本是“七城”的意思，指的是被阿古柏侵占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而此时俄国也乘火打劫，以“代中国守土”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所幸的是，左宗棠随后在镇压了陕甘回乱之后，率大军挺进新疆，并于1876年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一举收复新疆。在清军的压力下，俄国同清朝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经过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努力，被侵占的大部分领土最终收回。

　　与此同时，大清帝国最南边的藩属国越南也开始被法国侵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迫使越南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越南被迫开港通商，而且南边三省被割让给法国。由此，越南开始逐步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一年后，法国又控制了柬埔寨，使得整个湄公河下游都落入了法国人之手。1867年，法国人再割越南三省，并将整个越南南部改名为交趾支那，设立总督进行治理。但法国人还不满足，他们将侵略的爪子又伸向了越南北部，并试图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

　　1882年后，法国再度加强侵略越南并进而威胁广西边境，在与中越边境刘永福的黑旗军发生冲突后，法国人悍然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并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1883年，法国乘着越南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之机，威逼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由此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西方列强的苦头，如今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但也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苦恼。
　　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出现两种对立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因为要是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将步法国的后尘，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譬如当时的李鸿章就认为越南对大清离心离德，而且没有求援，倒不如放弃掉算了。恭亲王奕訢等人也部分持这种观点。
　　在法国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后，中国即成为了法国“保护”越南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这一障碍，法国人于1883年9月提出谈判，要求清廷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鉴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屏护作用，加上左宗棠、张之洞等主战派的高声疾呼，清廷这次一改以往的消极态度，在敦促李鸿章加强和法国谈判的时候，也把军队派出镇南关，表示不惜一战的决心。

　　法国见谈判讹诈不行，便决定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战争随即爆发了。1884年初，由于清军准备不足，在法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全线溃败，广西、云南边境告急！
　　消息传到北京后，慈禧震怒，满朝文武大为震惊。随后，主要责任人前军主帅、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被革职拿问，徐延旭甚至被判为斩监候，后被发配新疆。为了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清廷又任命了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立刻部署前方战事。
　　事实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应该对清军的惨败负主要责任。在危机爆发的开始，慈禧便在对法交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使得前方的将领也摸不清慈禧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和，这使得清军的备战陷于形式化。在开战前，慈禧将对外交涉的全权交给李鸿章相机处理，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明显抱有侥幸心理。
　　替罪羊虽然找了两个，但这事还没这么快完结。当年三月初八，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时候，斥责朝中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矛头直指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并为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
　　不过话说回来，身为军机领班的奕訢，当时的表现也的确不佳。奕訢在做了二十多年的军机领班后，长期的劳累也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这几年更是经常生病，动辄请假，在战争爆发前还曾大病一场，病愈后也是精神不振，远不如前。另外，奕訢深知慈禧对权力专断的贪婪，他的锐气在这二十多年里也日渐消磨，在慈安太后死后，奕訢更是感到孤立无援，凡事能避则避，即使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大都不置可否，以揣摩慈禧的意向为能事。

　　由此，奕訢在对法交涉中也是模棱两可，一味应付，战争的失利最终引发慈禧和大臣们的不满。此时的奕訢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他为了讨好慈禧，急忙费心费力的筹划半年后慈禧的五十寿典，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这一次，慈禧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军机处大换血，并让奕訢彻底出局。在慈禧的暗示下，翰林院左庶子盛昱上折弹劾奕訢、军机大臣李鸿藻和宝鋆等人，要求他们承担失败责任。对此，慈禧暗中欣喜，随后她将奕訢打发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三周年祭典，在此期间，慈禧频频召见亲信宠臣，为政局改换做准备。

　　三月十三日，慈禧避开军机大臣而直接召见了御前大臣、大学士和六部满汉尚书，随后发布了一道上谕，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一概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被逐出军机处。其中，奕訢被革去一切职务，令家居养疾；奕訢多年的得力助手宝鋆以原品休致（即退休）；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因是帝师，革职留用但退出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