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
　　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
　　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著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
　　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

第五章　财产

　　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孔子作《春秋》，把242年，分为三世：第一期为乱世，第二期为升平世，第三期为太平世。
　　这无疑是想把世运逆挽而上，自乱世进入升平，再进入太平的。然则所谓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们试看，凡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尽理想，而必有其历史的背景。《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大约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罢？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

　　所谓升平，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再进而达于大同，就是所谓太平了，这是无可疑的。然则所谓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时代呢？
　　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且亦无从劳动起，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物。见《王制篇》。
　　胜字读平声，作堪字解，即担当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训。能胜物，即能担当得起事情的意思，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
　　当这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没有个人观念。我且无有，尚何有于我之物？所以这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种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器具之类。
　　其实并不是私有，不过不属于这个人，则无用，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以财产之承袭论，亦是如此。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多传于男子，女子的遗物，多传于女子，即由于此。

　　当这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间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家族时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很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无疑的，是在这一个时代以前。今试根据古书，想像其时的情形如下。
　　这时代，无疑是个农业时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该是不分疆界的，其后则依家族之数，而将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说“男有分，女有归。”此即所谓井田制度。
　　井田的制度，是把1方里之地，分为9区。每区100亩。中间的1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
　　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以为八家的庐舍，一家得二亩半。还有八十亩，由八家公共耕作。
　　其收入，是全归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归私家。此即所谓助法。
　　如其田不分公私，每亩田上的收获，都酌提若干成归公，则谓之彻法。土田虽有分配，并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还受”和“换主易居”之法。

　　受，谓达到种田的年龄，则受田于公家。
　　还，谓老了，达到无庸种田的年龄，则把田还给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谓“再分配”。三年一换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种。
　　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营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见《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
　　《公羊》何《注》举成数，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亩半，合田间庐舍言之，则曰“五亩之宅”。八家共一巷。
　　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是为“校室”。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

　　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
　　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著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著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
　　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人家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有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走回来。
　　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以上所说的，是根据《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汉书·食货志》，撮叙其大略。
　　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还可根据著他，想像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

　　农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农田虽按户口分配，山泽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说的“数■不入汗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田猎的规则，见《礼记·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等官，还是管理此等地方，监督使用的人，必须遵守规则，而且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并不封禁。

　　这时候，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营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内，因系公产，绝无所谓交易。交易只行于异部族之间。
　　不过以剩余之品，互相交换，绝无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会简单到论量不论质。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而《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言举行蜡祭之时，不许因之举行定期贸易。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年不顺成，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
　　此等交易，可想见其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浅。傥在特别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甚么必要的东西，那就老实不客气，可以向人家讨，不必要有什么东西交换。后来国际间的乞籴，即原于此。

　　如其遇见天灾人祸，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自己无力回复，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自动替他填补的。《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侯会于澶渊，以更宋所丧之财，更为继续之意，即现在的赓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
　　帮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么事的。《孟子》说：“汤居毫，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
　　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毫众往为之耕。”《滕文公下》。
　　这件事，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齐桓公合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么？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才会有这传说。

　　古代国际间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据此推想，可以说：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此即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于人的事，总是很少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范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灾祸，决不会沦于穷困。他们生活的规范，是怎样呢？《礼记·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在后来，虽然成为冢宰的职责，然其根源，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
　　不幸而遇到凶年饥馑，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谋节省的。此即所谓凶荒札丧的变礼。在古代，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

　　其所谓礼，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并不是什么虚文。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一团体之中，如有老弱残废的人，众人即无条件养活他。《礼记·王制》说：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又说：“喑、聋、跛、躃、断者、骨节断的人。侏儒，体格不及标准。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旧说：看他会做什么工，就叫他做什么工。这解释怕是错的。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备。说对孤、独、鳏、寡供给食料，可见对此等残废的人，亦供给食料；说对此等残废的人，供给器用，可见对孤、独、鳏、寡亦供给器用。乃古人语法如此。《荀子·王制篇》作“五疾上收而养之”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