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丨乳丨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丨乳丨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丨乳丨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丨乳丨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光洁,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就是琥珀、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二十五岁的多鹤松开了抓着张俭的手,眼睛睁得老大,但眼光却很虚惶。
　　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