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写得一手千金难买的好字，世人无不想得其片纸数字。然而章太炎脾气古怪，并不轻易赏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迹愈发显得珍贵。当时上海有一位画家名叫钱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爷子所好，哄他开心，也因此从章那里讨得不少真迹。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独章老爷子吃的津津有味。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后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枝笔，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臭得出奇的苋莱梗。章老爷子竟然乐不可支，对钱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仍要求写“五族共和”四字，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气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又带来过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东西，章老爷子自然回回慷慨赐字，前前后后共计一百余张，而章太炎却从来不问这些字有何用处。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这在当时十分轰动。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汉文请章老爷子写，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像钱化佛这样好运气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千金难换章老爷子一字，更有甚者，则被章太炎好生戏弄一番。曾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这暴发户仍不死心，愿出高价托人代为说情，章太炎实在是不耐烦了，又鄙夷其为人，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暴发户拿到章老爷子的亲笔联语，甚是得意，马上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有一位明眼人含笑对暴发户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暴发户听后，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以为结识与笼络章太炎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言谈热烈。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作为对章太炎的馈赠。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发现了这笔重礼，又不好推谢不收。杜月笙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对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境况与心理特点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自此以后，二人开始订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在杭州，每日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章太炎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沈氏带了两个少年来拜访。说二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太炎收为门生。章太炎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 二子应对得体，且能背诵诗经。章太炎认为孺子可教，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沈氏当即交给章夫人“贽敬”（听讲学费）200银圆。于是报纸盛载章太炎在杭州收了门生，引起许多人来投章氏门下。“贽敬”以40银圆者为众，100银圆者亦不少。一时有二十余人赶来杭州听讲。估计共收入至少10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章夫人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资困竭，徒有愿心而无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诓到峨嵋山剃度，头顶还灼了两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远代谋葬地，信中说：“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师徒
　　章太炎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章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章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章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章太炎晚年专程到过杭州，第二天晨起穿了礼服马褂长衫，命随从带了一副香烛及水果数件，慢慢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曲楼”，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世人皆不齿黄侃之私生活，认为他“有文无行”“无耻之尤”。而乃师章太炎则对其种种行为表示极大宽容，认为黄酷似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至为放荡不羁。不论黄如何玩忽礼法，藐视道德，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 仍是纯孝之人，内心善良，并非残忍之徒。
　　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93岁的姚奠中老先生一提起章太炎先生，立即显得肃严。姚老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老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科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有家学背景，不过他们的父辈都偏重国学。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曾与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学，亦列章太炎门墙；钱三强是钱玄同的公子；而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养。
　　戏谑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陈存仁把刘半农的情况告诉章太炎。章太炎听了很感兴趣，听说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看到刘的文章，章太炎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便将报纸上连载的《赛金花本事》给他看，章太炎看了这些剪报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不久，刘半农到上海，报纸上的新闻说他要访问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师，师母汤国梨女士也在旁边，她对老师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师点头微笑，并指定陈存仁相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