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最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最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上尉张子文（5）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少尉”叶进财（1）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最小最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最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少尉”叶进财（2）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