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少年离日本人的战壕已经很近了，枪声平息之后，居然毫发无伤的这位小兵看见近在咫尺的日本军人在向他招手。他迟疑了一下，挪着步子走向了敌人。他也没有办法逃，在那种状况下，连鸟都没有展开翅膀的机会。他只走了几步就站到了日本人的身前，接着，对他招手的那个人枪上的刺刀洞穿了他单薄的胸膛。
　　这位仅见于敌人记录中的少年，在中国军队的阵亡簿里，成了与无数成年人并列的一员；在日本人的回忆里，他是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在我们的仇恨里，他是侵略者血腥而残忍的证据；而在他的双亲心里，他是再也没有重新回到母亲堂前的亲生骨肉，一个永远未能成年的儿子。
　　戈叔亚从十多年前就采访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几次滇西寻访的行程中，他给我们讲过太多的故事。由于多在路中和车上，这些故事大多未被自己悉心记下，但下面这个，像经典电影中无法忘却的镜头，只一次就刻在了心里。
　　松山久攻不下，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敢死队来冲锋。参加敢死队的中国士兵会在发起攻击前领到厚厚一沓钞票，那是长官用以激励士兵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当过兵的人都知道，任何战斗发动前，第一个命令都是“轻装”！因为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坠断游丝一样生机的可能就是重了一个铜板的分量，没能越过死亡之渊。可当年几乎所有的士兵都用包袱皮把纸钞裹好，系在了身上。就这一包捆在腰间的钞票，就知道国家存亡之际，我们的武装力量离思想明确、管理严格、训练规范的国家级正规军还有多遥远的距离。一支为尊严而战的军队是不用金钱组织敢死队的，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可以把生命托付给战友的。松山战场的中国军队都做不到，他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用金钱来唤起舍命一搏勇气士兵，还要把自己的命价拴在身上，寄望于侥幸不死后寄给故乡的妻儿父母。


松山（6）

　　一次次的冲锋被一次次顽强的抵抗击退。戈叔亚转述亲历者目睹的骇人场面：在炮火轰炸的旋流与烟雾中，满山坡上都飞动着断体残肢和雪片一样的纸钞。
　　我一想到那个场面，真是欲哭无泪。这几个血肉模糊而又无比清晰的画面就足够了，它教我们学会正视历史，永远不要掩盖自己天大的无能，让所有死国者的生命来孕育我们民族的勇气、智慧与尊严的未来。我们几次亲历松山这片旧日战场，回想着六十多年前在这座山上长达三个月零五天的生命绞杀战。中日两军，上万军人，以平均每天一百人的速度被雨点一样的弹阵杀灭，被冰雹般炮火炸起的泥土又顷刻间掩埋无踪。

　　在本文将要完成时，我再一次细细翻读黄杰《滇西作战日记》，在1944年6月28日那天，他写道：“松山最高点已于二十七日为我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占领。新二十八师亦占领一山头，当我方山炮连向当面溃退之敌猛烈射击，因观测技术错误，至使我一一七团伤亡甚重。”7月4日还有一行：“本师一一七团现尚余三百余人，现驻马东街。”残酷吧，落后就要挨打，挨敌人的打，挨素质低下的自己人打，因为训练落后打自己人。

　　山坡上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残破的松山阵亡将士公墓志告诉我们，这一个师的参战者中即阵亡军官59人，士兵1450人。“但因当时战况紧迫未及妥埋，战后收集忠骸迁葬于此者，仅官佐46名，士兵626名。”是役，中国军队的阵亡总数为七千六百余人，我们在这座山上只找到这一个师的一座墓地。
　　那仗之后，松山几十年未被人力改变过。周围的乡亲们说，松山上的柴不能砍，因为一斧子下去，那树痕里会流出血来。年纪稍大的当地人还记得前些年的事，每次雨后，都有新的人骨被冲出来，以至于在山上放猪的人要吓死掉，因为每一头猪都叼着一个人脑壳跌跌撞撞地跑，眼睛都被人头骨遮住了。
　　别的地方孩子顶多在纸上、布上画骷髅来吓唬自己和别人，而松山的孩子根本就是双手举着两根大腿骨在山上追逐玩耍，他们见得太多了。老百姓说：只要有炮弹坑就有人脑壳，里面都滚着几个。下了雨，骨头绿荫绿荫的，到了晚上，整个山上一片一片的磷火。
　　滇西高原碧空如洗，多少年也没有空气污染这种东西。本来当地汇集到溪流中的雨水捧到手里就可以喝，跟今天的蒸馏水一样。可松山不行，那雨天天下，天天下得很大，可无论连着下多少天，顺着树根，顺着草茎，顺着树叶流下来的雨水，仍然带着殷殷的暗红色，那血不是雨水能洗得净的。血已经与山合为一体了，血深浸在了土里、石头里，汲进草里，长到树木里，整座松山变成了一个人血馅的大馒头。

　　激战后的松山变成了一座宝库，一座教室。它留下的子丨弹丨壳几乎养大了两代人。它留下的炮弹让山下本来只晓得种田的农民成了军火专家。我们在大哑口的村公所刚好看见了新出土的28发炮弹，这是一家盖房子挖出来的。那些口径不一的炮弹大多已经装好了引信，只是没来得及打出去。我们提醒村长，还是请公丨安丨局的专家来处理一下。他笑了笑，挥挥手，老乡把那几箱炮弹又搬回屋去了。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们会弄，熟练得就像侍弄地里的烟叶。


松山（7）

　　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松山仍像一根钉子扎在所有和此战有关的中日两国人心里，拔不掉。
　　死在这座山上的日本人，没有一个人的骨骸回到故乡。对于日本人，这是比战死更悲惨的境遇。前几年， 一位曾陪同松山日本战死者遗属踏访过旧战场的日语翻译告诉我们，那位奉命逃离战场报信的木下昌祀中尉愿意和他重访松山，亲自指点葬有三名日本军人遗体和埋藏他所在联队军旗饰尖的地点，协助挖掘。翻译朋友有点激动，他可以见证那被中国军队全歼的日本联队标志物的出土，犹如那面玉碎之师的军旗在六十年后被一介中国平民缴获，多令人心向往之。

　　在昆明翠湖边上的咖啡馆里，孙敏和我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骨头怎么办？是呀，这事只要干，在老鬼子木下昌祀的亲往指点下，能挖出他当年亲手埋葬的三名阵亡日军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可一旦枯骨重见天日，该怎么处理呢。那可比刚刚烤熟的山芋烫手多了！
　　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件事假装忘掉了似的永远放在脑后吗？我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运用智慧和理性，妥善地在还有亲历者在世时处理好这件事，不要让那些本已不幸为日本侵略政策而死的日本军人遗骨再绊住两国走向和平明天的脚步。
　　就在松山脚下，在第八军一○三师破败的阵亡将士公墓前，五十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给素不相识的殉国前辈们磕了头。那天下着雨，风很大，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带来的香点燃，一枝一枝地插在残存的墓石缝隙中。那一天，是2003年10月1日，我们的国庆节。在那片山上，除了杨延康、孙敏和我，再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这些为了国家独立而死去了一个甲子的卫国英魂。据说快有人群来了，因为大家终于发现这座山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准备建遗址公园了。

　　在残存的墓志上，我们知道在战后对忠烈遗骨有过一次迁葬，集中迁往了保山市南郊易罗池畔，那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好去处。看到此处，我们稍感安慰，虽然此地刊刻所有阵亡官兵姓名的石碑毁损无遗，但毕竟他们在更多同胞的注目下也是忠魂有寄了。
　　后来我们去了易罗池，它现在是这个边陲城市最热闹的郊野公园。柳绿桃红，人声鼎沸。新建的那座滇西抗战纪念碑被无数纸糊的灯会用的莲花、蛟龙和寿星包围着，有些地方的磁片已经脱落了。没有游客知道那座第八军阵亡将士墓本应在哪里。
　　其实，原装的纪念碑没走远，它被拆成很多块砌在了湖岸的石墙里，所有刻着字的都沉在水下。欢快的孩子们与年轻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年轻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的父母多少次荡舟在它旁边，可没有谁注意到那些已经长满黄苔的有字的巨石。我们沿着湖岸，细心地一处一处地寻找，居然，“第”、“八”、“军”、“抗”、“日”、“阵”、“亡”、“碑”，全部都找到了。

　　没找到的，也许只剩“纪”、“念”两个字。

军刀（1）

　　就在我们追寻中国远征军足迹的那段时间，在我的一位好朋友嘴里，我听到这个他本人亲历的故事。
　　朋友那天问我：还记得那把刀吗？现在开始磨了。
　　我楞了一下，哪把刀？朋友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哦，那把刀，那把旧旧的日本军刀，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那把武士剑。
　　朋友大学是读的物理，毕业后屡屡放着别人垂涎的工作不务正业。他痴迷的偏爱上了收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旧刀具，这个看似简单的对铁片的爱好是个烧钱的行当。
　　三年前，一位专责管废品仓库的大哥拎来一把马上准备销毁的东洋刀，一条黑不啦叽的弯钢片，内行叫刀叶子，没有刀把、护手，更没有刀鞘。大哥同情他低收入的高品位爱好，专门来问他：要吗？朋友用了几个小时，清除掉刀身上已经固化的污垢，找到了记载此刀身世的铭文。根据铭文，此刀很有来头，朋友用另一把品相尚好的日本刀把这个旧东西换了下来，替它化铁去了。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把刀近乎传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