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浩劫中，偌大一个中国，唯一得分的人大概就是赵构：此时，他是大宋帝国唯一一个幸免于难的正宗皇子，在中兴大宋的旗帜下众望所归，理所当然地成为号令全国的领袖人选。
　　就这样，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帝位，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这一年，赵构二十一岁；改年号为建炎元年。于是，公元1127年就有了两个年号，既是北宋靖康二年，又是南宋建炎元年。
　　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金国人士，认为赵构：“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意思是说他受命出使时，已经作好潜逃保命的打算；成为号令兵马的大元帅，没有率兵救援京城，反将这些兵马变成保护自己的资本。
　　作为敌对方如此批评，意在破坏敌人领袖形象，具有浓厚的宣传战色彩，可以理解。但是，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以此为定论，却过于苛刻，似乎有失公正。

　　这里，构成了围绕赵构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事实上，当时的赵构不可能预见到开封必然沦陷、父兄两代皇帝必然成为俘虏的结果，他为什么敢于不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我们的推测是：作为两次议和的高级人质和使者，赵构很有可能是宋朝朝廷中对双方态势观察得比较清楚的一个人。他肯定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一个脑筋清楚、较有才能、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因此，他才冒着宁愿受到皇帝责备的风险，寻找借口，躲开了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

　　当时，谁都知道，金兵的锋芒是直指开封的；赵构的行动则表明，他的副手离开首都时的那一番话，肯定对他发生了作用，使他不愿返回这座危城。于是，便停留在相州观察事态的发展。这些举动，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有一种鼓励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倾向，而保护这种仁人志士的社会机制却相对欠缺，直到今日仍然暂告阙如。因此，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赵构的潜意识里十分可能感觉到了自己远离台风眼的意义。

　　对于赵构没有组织起有效军事救援行动的指责，则稍显粗暴，似乎有些蛮不讲理。因为，诚如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所多次看到的那样，当时的大环境，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
　　冷眼看去，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够看到的情形里，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绝对不算过分的结论：到公元1127年，北宋帝国不灭亡已经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事实上，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的腐败朝政，北宋帝国已经病入膏肓。
　　徽宗一朝，批量涌现出来的那些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认的坏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朱勔、王黼、蔡攸、梁师成、李彦、李邦彦等等，相互提携，又团结又斗争，先后，或者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以极重的权位，极多的人数，极长的当政时间，一口气折腾了二十多年，直到一年前一点，才跟随他们的徽宗皇帝，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应属绝无仅有。而且，此时的举国文武，几乎全部是这帮家伙培养起来的；他们的离去，丝毫不能意味着国家与朝政的真实转变。何况，即便发生这种转变，也还需要相应的时间与条件。

　　从种种历史资料判断，《水浒传》中的描写，包括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公元1127年之前的帝国实况，可能比小说中描写的，还要黑暗得多。
　　在军事部门，情况似乎更严重。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封为王的宦官，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位童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此人执掌军政大权二十年，最后，成为相当于今天仅次于国家元首的、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人们倾向于把他看成是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从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各种情形判断，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而靠踢得一脚好球当上太尉的，则是我们更加熟悉的高俅。高太尉执掌的工作，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时间同样将近二十年。
　　有资料显示，童贯家中的厨师和马夫被提拔到相当于县团级领导岗位的人数不少；而由他的门房、仆役、小厮、贱役、跟班、账房、管家之类，一跃而为相当于今天地专级上下的干部人数，据说在全国各地可以达到数百人。时人记载中使用的说法是：公开向他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29）。资料显示，他每次出师的时候，都是直接将朝廷划拨的经费送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责令各地方州县补齐。于是，到后来，他的富贵达到了这种程度：有一次，一个工头奉诏为童贯建造府第。建成后，工头请童贯验收。童贯很客气，请他吃早点；先由军卒捧上类似宝盖璎珞的东西，仔细看去，乃皆为珍珠；早点共上酒饭三道，每次均更换所有用具：第一次为银质，第二次为金质，第三次则为玉质，制作全部巧夺天工。吃完饭告辞出来时，等在门口的仆人告诉他：主人吩咐，所有用过的金、银、玉器皿、珍珠和两位侍候的美姬均请笑纳。于是，笑纳后的此人立即富甲一方，闻名于他的老家湖南地区。宋人笔记中认为，童贯“私家所藏，多于府库”，就是说，他家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在他家里，常年役使的军士经常在千人以上，这些军士所从事的日常工作五花八门，包括为童贯从打扫厕所到无偿耕种庄园的土地（30）。

　　高俅的路数也差相仿佛。他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厮，后来被东坡转送给了大画家、驸马王晋卿。徽宗皇帝没登基之前与晋卿的关系很好。有一次，徽宗外出时，需要修饰鬓发，却发现没带篦刀，借了晋卿的用，觉得式样和做工都挺不错。晋卿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可以相赠。于是，派高俅去送。这高俅眉清目秀乖巧伶俐，其妩媚俊俏大约不亚于今日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男身女态的美貌小生，这使天才画家徽宗皇帝相当喜爱。当时，徽宗正在园子里蹴鞠，就是一种类似踢毽子踢球的脚技。高俅站在一旁专注地观看。徽宗见他看得用心，就问他：“你也会这玩意吗？”谁知，这厮不仅会，而且精于此道。于是，着意露了几手。徽宗一见，更是大为中意，派人告诉晋卿：“多谢箆刀，连送箆刀的人我一起留下了。”从此，这厮一步登天。

　　徽宗登基后，几年之间，高俅便官至节度使，这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一级的地位与待遇了；随后，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这使边上一起玩过的人们不可能不妒忌得要死。对此，我们的徽宗皇帝是这样答复的：“你们谁长了他那么灵巧的一双脚？”
　　此后，高太尉在长达二十年时间里，“遍历三衙者”，主管全国的军队管理工作。
　　大宋帝国在军事上实行的是典型的军事三权分立制度：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调兵之权，但没有管兵之权；管兵之权则归三衙所有；而统兵之权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官执掌，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在管理全国军队的岁月里，高俅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仅仅是只长了一双灵巧的好脚，他还有一个智商绝对高出常人的头脑。这个头脑中，经常孕育出不同凡响的聪明才智。比如，他对帝国军队的管理大体如下：

　　招募士兵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具有一技之长或者绝活儿的工匠；
　　允许军中士兵免予训练，前提条件是愿意出钱贴补这些军中工匠；
　　进一步放开手脚，允许军队官兵经营其他行业，专职兼职均可；
　　最后，实在没有本事的，扛大包卖力气维持生活也行。
　　核心管理理念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管怎样，反正不要因为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军饷而影响了大家的生计。
　　于是，在帝国军队中，形成了一条奇妙而完整的生态价值链，或者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构成了价值增值的完整闭环。价值链终端和闭环的核心，则是雍容而智慧的高太尉。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就是：帝国百万大军，从中央禁军到地方部队，再到预备役和民兵组织，实际上成了由国家发放薪水的高氏大作坊中的打工仔。

　　既然如此，高太尉以军队所有的土地、劳力、工匠为自己修建宅第苑圃，也就肯定不值得大惊小怪了（31）。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可以明白，何以宋朝军队在辽、金军队面前，动不动就全军覆没了。
　　在这二位的长期领导下，帝国军队中想靠本事晋升的军官，被认为是迂腐和可笑的；据说，每一个军官职位都有相应的价格，只有战功和资历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拿出钱来，才能得到这些职位。得到这些职位的军官，通常利用下列三种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并获取利润：其一是吃空饷。意思是按一万人报名请饷，按两千人实际发放；其二是喝兵血。方法是该发给士兵的钱粮不足额发放，想出各种名目克扣之；其三是无偿使用士兵的劳役，这比较容易理解。再加上下级军官为了晋升所做的逐级贡献。这些，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制度，为大家所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