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玉）师团的兵营。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满洲。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致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美国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像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梭。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丨警丨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gekckujo）。这个词最初是在15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1］，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1924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日本四大岛，加起来几乎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各国粹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1]（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译注）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如“樱花会”）。

　　1928年，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又富有组织才能。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只要石原想得到，坂垣便做得到。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这支军队于1905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的总和还大的荒凉的满洲。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中国的满洲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满洲变为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满洲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力，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

　　几百年来，为争夺中国北部这一大块土地，斗争从未间断。中国曾占领了满洲和朝鲜，苏联人则占领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即滨海边疆区。许多世纪以来，日本闭关锁国，直到1853
　　年以前，从未参与争夺这块土地。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状态的日本接受现代生活。日本人选择接受了这一强迫。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94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俄、德、法三国眼看突然闯进一个国家把它们的“中国西瓜”夺走一块，惊恐之下便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它用武力取得的这个半岛。苏联后来独占了辽东半岛，但不到十年就丢了。1904年，日本感到民族自豪被损，对沙皇进行了反击—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
　　—而且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日本连战皆捷。于是日本又得到旅顺和大连。
　　日本还获得曾是苏联的在南满建筑的所有铁路。如果不是想要欧洲人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日本本来是可以一鼓而占领整个满洲的。之后，日本在这个盗匪横行、人烟稀少的地区，投下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法律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商人以及定居者如洪水般地涌进了这个地区。

　　正是这种情况启发了石原和坂垣设想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庇护所。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