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丨安丨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丨安丨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丨革丨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网站提示】 读者如发现作品内容与法律抵触之处,请向本站举报。 非常感谢您对易读的支持!
举报
© CopyRight 2011 yiread.com 易读所有作品由自动化设备收集于互联网.作品各种权益与责任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