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群体中的情绪传染，勒庞作了天才的描述，但却认为不易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成一种催眠方法”。而弗洛伊德则试图作出“心理学解释”，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利比多”，认为这是一种“利比多联系”。然而弗洛伊德是错误的。情绪的传染实际上来自于心理竞争下的道德压力。事实上，在群体中，某人身上有某种情绪，然后在另一个身上也有某种情绪，用“传染”来表达最多只是一个类比，否则即容易形成误导，以为某人真把情绪“传”给了另一人。疾病的传染可能通过人的接触进行，但情绪的传染并不能简单诉诸于人与人的接触来解释。

　　在解释清楚情绪传染的心理机制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痛苦会激起另一个人的痛苦这一现象的心理机制的解释得到启示。假设，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乞丐在那儿乞讨，非常悲惨，只要他还没有丧失同情心，他肯定也跟着痛苦。也就是说，乞丐的痛苦引发了他的痛苦。但显然并不是乞丐的痛苦作为一种刺激源摆在那儿，然后向他发射出一股光波或什么东西，激起了他储备在心中的痛苦。情况其实是这样：乞丐和他都是一个“人”，他们都有这种相同的存在属性，这一存在属性是他的 “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他看见了乞丐（实际上他并不是看见“乞丐”，他只是看见“人”）的痛苦，因他们相同的存在属性，他也就看见了自己，痛苦也就被触发。可以这样说，他是否会痛苦，完全取决于他在心里是否有“人”这个概念，是否把“人”这一存在属性体验为“自我”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一个乞丐的痛苦在心理上便逻辑地等同于“人的痛苦”，进而逻辑地等同于也是一个“人”的“他”的痛苦，否则，他就从来不会有乞丐痛苦他也痛苦的体验。后者说明他实际上已陷入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精神分裂。而同情心的丧失不过是这种分裂的一种表现，即失去了与他人的人性上的联系。

　　而看到了这一点，很多人就会发现这个人掏钱帮这个乞丐一把，固然值得欣赏，也说明他是个好人，但其实并不象他或我们所吹嘘的那么高尚。实际上，他只是掏钱来消除乞丐的痛苦，以便把由乞丐的痛苦所引发的他的痛苦消除。如果他还有同情心，他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他的“自我”便会来反对他，他会陷入主要以对 “人”这一存在属性的认同为主的“自我认同”的焦虑，承受道德上的压力。这样，他的心理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从这里我们得到的启发是：情绪的传染也无法离开人的认同焦虑，并且诉诸以威胁到人的心理生存的道德压力。上面我们已讲到，个体进入群体后，必须认同于群体的属性和目标，并且以这一目标作为道德准则来检验自己的行动。他必须通过语言、姿势和动作表现出与这一目标方向一致的情感与信念来，以便通过这一道德准则的检验。显而易见，在群体中，当某个人表现出了某种与这一目标方向一致（情绪如果太强烈有可能会摧毁这一目标，但对于群体来说，再强烈的情绪也是与这目标方向一致的）的情绪（这种情绪通常与愤怒有关，愤怒常常能加强群体的凝聚力，而恐惧则常常会导致群体瓦解。因此，群体鼓励愤怒，暗中赋予它以正面的道德性），它便给别人造成了一种认同焦虑，使这个人承受着因他的情绪所带来的道德压力。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喊着口号在大街上游行的群体里，成了“无名氏”的人们之间也存在被勒庞、弗洛伊德等所忽略的心理竞争。在群体中，当一个人的情绪表现出来，即等于给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告诉他人他的存在更符合群体的道德准则，从而更具道德优势。而道德优势对应于心理优势，使他人相形之下处于心理劣势，威胁了他人心理上的生存。因此，基于心理竞争，他人也必须表现出这样的情绪。这样，情绪就得以“传染”。

　　可以说情绪相互传染的心理机制并不复杂。那么情绪的相互强化又是怎么回事？其心理机制又是什么？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一个人表现出某种情绪时，基于心理竞争，另一人也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对于第一个人来说，别人对他的反应同时有两种功能，一是通过对他的情绪的支持使他的情绪合法化，二是反过来给他以道德压力。故而，他人的反应对于他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强迫，可谓“胡萝卜加大棒”，使他的情绪升级。放在别人身上也是这样。因此，情绪在相互传染之中，就得以相互强化。

　　情绪的相互传染和相互强化都在无意识下进行。情况如勒庞所讲的，群体是无意识的奴隶。也如弗洛伊德所讲的，人在“自我”的家里，都无法自为主宰。
　　五
　　愤怒等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一致的情绪的相互传染和相互强化会让一个群体显出惊人的力量，看起来甚至可以吞噬一切――我们对于那些响彻云宵的口号、群情激奋的场面总是记忆犹新。但恐惧等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不一致的情绪的相互传染和相互强化则可以轻易让一个群体瓦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不一致的情绪的相互传染、相互强化的心理机制和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一致的情绪的相互传染、相互强化的心理机制并不一样。我们上面讲到，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一致的情绪总是被赋予某种正面的道德性，而象恐惧等与群体存在本身及目标不一致的情绪则总是遭到非法化。身上具有这种情绪的人，是不可能通过群体的道德准则的检验的。准确地说，这一情绪会给他造成“自我认同”的焦虑，使他承受来自自身的道德压力。不仅如此，他的这一情绪还要遭受来自集体的道德压力、他人惩罚性行动的挑战，他很有可能被视为“动摇分子”、“变节分子”而遭到围攻。当一个人无法预测他这一情绪会获得认同时，让这种情绪表现出来总是危险的。这里的原因在于，一个人身上只要具有这种情绪，就说明他的存在已经裸露并被自己体验到，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已从群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实现了个体性的回归――而情绪蔓延下去群体即被“解构”，还原成一个个作为社会原子的人。这是对群体及其目标最大的背叛。所以在军队中，“动摇军心” 总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名，而革命队伍对于“悲观主义”则总是表现出仇视。

　　然而如果在群体面临严重的威胁时，比如在我们所设定的枪响后的情境中，恐惧完全有被激起并得到相互传染、相互强化的可能。它之所以能够战胜个人及集体的道德压力、惩罚压力，是因为它获得了生存本能这一同样巨大的力量的支持。只有两种人才不会怕死，一是看穿了存在的真相的人，二是完全不知道存在的真相的人。在群体中，如果个体所体验到的　始终并非个人，而只是“群体中的一员”，他当然不会怕死，他会为群体及其目标慷慨赴死。然而，在某种与死亡有关的信号的强烈刺激下，哪怕只是一瞬间，原先铁板一块的群体也会瓦解，从而群体中的人总会被带回到个体的命运层面，他的生存本能总会被激发。而恐惧这一情绪的表现，同样是无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