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后果肯定是谁也不敢承担的。
　　泪痕以为，如果明帝国官员、缙绅、百姓能拿出反对矿税的勇气、实力去反对帝国的吏治腐败，那明帝国肯定是有救的。但？帝国普遍的吏治败坏，显然与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哪能汇集出反对矿税的气势、力量来呢？
　　[注1]：明初，经地完成任务末20余年的战乱；大土地所有者或死或逃，土地占有关系有所调整，明太祖朱元璋打击豪强地主、迁徒富民的政策，以及摹民垦荒，许为永业田的政策，有地土地关系的调整。正是土地关系调整，使小农——自耕农表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存在着。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鉴于各地民变蜂起，阁部大臣与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矿税太监已成众矢之的。”
　　“ 民变与舆论的巨大压力，终于迫使神宗作出了让步。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他下令工矿，把开矿太召回京师。”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税监仍在各地活动，还在不断的地向内库时奉税银，但权力已大受限制，征税权划归地方政府，税监只负责解送。而且数量也明显减少了，万历三十五年不过十余万两，三十六年不过二十余万两，以后各年有如强弩之末，仅仅几万两而已。”
　　（以上内容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注3]：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的云南民变，由于地方官员的参与，抓住了税监杨荣，处死后投尸烈焰中，其徒党辎重焚烧殆尽。神闻讯后怒气冲天，竟至绝食数天。（见《万历邸钞》转引自樊树志《万历传》）
　　当然了，这民变绝不只是云南一起；仅仅因为这起民变太具代表性罢了。当时因矿税而起的民变实在称得上此起彼伏。
　　至于李三才就更嚣张了，他更让死囚乱咬“税监”的爪牙，用这种显然是栽赃的手段往死整他们。但这也被人们一时传为佳话。“独三才以气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且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明史、李三才传》）
　　[注4]：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明史、李三才传》）

　　沈一贯（当时的首辅），只因不敢拒绝交还罢矿税的圣旨，田义（当时的司礼监）后来就敢唾弃他、轻视他、责骂他。“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明史、沈一贯传》

日期：2009-06-04　11:42:28

　　帝国的吏治（下）、
　　去详细阐述这种吏治破坏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吏治的破坏，与所谓的官员道德无关。如果缺乏众多强大的利益群体的推动；那仅凭官员的利益、力量是绝不会导至吏治全面败坏的；因为官员在滥用手中权力谋求私利之时，他所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
　　甚至而言，如果吏治败坏只代表官员与少数利益者的利益；那官员也不敢肆意破坏吏治的；因为他们这样做时，面对的阻力同样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皇帝收取“矿税”，结果是引得“民变”四起：“据初步统计，当时各地发生的大小”民变“不下数百起。”[注1]
　　而且“民变”通常都是用暴力的手段打杀“税监”及其爪牙。发生这一切并不让人最惊讶，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种行为，竟然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赞同、支持。
　　我们通常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完全是因为“税监”们太嚣张了、太变态、太恶劣了。但实际上呢？泪痕以为汉代十常侍张让说得话最有道理了，“都说我们把国家给搞乱了，但所谓的清流有几个是清白的？”我们把这话放在明末，应该也是完全正确的！
　　泪痕从不否认，“税监”肯定是贪婪、恶劣的，问题是：在明帝国后期，不贪婪、不恶劣的官员、太监、贵族、将领有几多少？一个人如果用暴力手段打击、杀死这些贪婪的、恶劣的家伙们，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整个上流社会也会那样积极认同、赞同、支持这种行为吗？显然是不会的！
　　“矿税”之所以会遭受到如此扑天盖地的打击，仅仅是因为他只代表了皇帝与某些太监的利益。以皇帝的权力、以皇帝亲信的太监，在没有得到普遍利益群体支持下，尚且不能随心所欲的侵犯社会利益；那区区芝麻绿豆大的官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在吏治败坏代表了官员与普遍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那官员自然敢肆意破坏了吏治了。因为他们在破坏吏治时，所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到极点！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只有在土地（社会经济资源）被社会少数人（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大商人、缙绅、庶民地主）占据之时，才会发现这种局面。
　　所以皇帝收矿税，惹得天怒人怨，惹得整个社会反对、反抗、回击之声震耳欲聋，但普遍官员们的贪污、受贿、欺凌弱势群体的行为呢？谁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并揪住臭名昭著者不放手呢？
　　得罪皇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得罪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那可真是后果太严重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吏治遂乱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而在这种发展中，终于会发展到极致；那就是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无官不贪，这好理解；无贪不官呢？就是官员如果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上混了。因为你处于庞大的贪污网络之中；你实在会身不由己。
　　最简单的而言，做为一个地方官；韩一良在奏章中说：诸臣谈及蠹民，都归咎于州县官员不廉洁。殊不知州县官员无法廉洁，薪俸原本不多，要应付上司票取，不是借口“无碍官银”，便是借口“未完抵赎”，官员过境又付“书仪”，欲结欢心，还不在此例，顶头上司巡按“荐谢”，动辄五十两、一百两；遇上考满进京朝觐，非三四千两无法过关。这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是天下掉下来地里长出来的，要州县官员廉洁，可能吗？（以上韩一良奏章内容摘自樊树志《崇祯传》）

　　官员的贪污，所代表的利益者；绝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他们只是官僚集团整体掠取利益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罢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你就将会被排斥在这个链条之外。
　　而整个官僚集团在掠取这种利益时，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这种行为，通常是与社会强势利益群体是一致的。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绝不是只是单纯代表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官僚集团廉洁了，那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马上就会丧失许多。
　　官僚集团是帝国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敛取帝国利益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加在一起，实际上已构成一个空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已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面对他们利益的扩张，是谁也不敢触及的，是谁也无力触及的！
　　只有吏治的败坏；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才可以尽情的扩张自己的利益。如果吏治严明，那他们普遍既得的利益恐怕将会损失大部分。因为这层利益关系，社会才会出现众多利益群体积极推动吏治败坏。
　　自命英明神武的崇祯皇帝；自命救国救民、忧国忧民的东林党。

　　他们面对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只有绕着道走；谁敢对这个利益集团报以打击呢？他们只是对着这个利益集团发表一通又一通空洞的、慷慨激昂的、忧国忧民的空喊，绝不敢对他们做任何实质性的压抑与打击。所以到了所谓东林“众正盈朝”之时的天启初年、崇祯初年，帝国吏治也没有任何改变。
　　泪痕常想，做为一个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呢？最后泪痕惊讶的发现，一切竟然不是他们的贪欲；用所谓的贪欲去解释社会中的不正之风，这固然永远也没有错；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阻力，人的贪欲自然会无限膨胀；如果有强大的阻力，那谁的贪欲也会变小的。
　　官员贪污、受贿的最大动力是：社会上存在着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这种说法，也许有为官员贪污、受贿辩解的嫌疑；但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众多拿着钱、想着种种办法去收买官员的利益群体呢？
　　一切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思想）无论他表面上多么超然，实际上都植根于利益之上的。它们都是调节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都是在阐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