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袁崇焕是一个清醒的将领；所以他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与满清军队打野战。
　　宁远、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始终报着老主意就是不出城门；当满清主力攻打朝鲜之时，袁崇焕面对种种压力，也同样就是不率军主动进攻满清。当满清军队深入长城后，袁崇焕绕着满清军队一路跑到北京城下，就是不与满清打野战。
　　从这层意义上，袁崇焕算得上知己知彼。
　　但？他终于成为帝国政治宣传中的“大明星”；人们为袁崇焕戴上了各种光环，好象只要帝国政府重要袁崇焕就能如何如之何。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终于迷失了自己。
　　袁崇焕夸口要五年平辽，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根本就是不存在可能的。[注1]但袁崇焕还是向皇帝信誓旦旦的一再保证。实际上，并没有人逼他这样做；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但袁崇焕却是这样做了。

　　刚刚上任的皇帝想要收复辽东，但如何才能收复辽东呢？大家这个问题上，那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要我们重用一个优秀的统帅，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因为用这种方法，那显然不会损伤既得利益集团一根毫毛；因为用这种方法，皇帝、官僚集团就可以把边防责任推到某个人身上。在这种背景下，袁崇焕再次闪亮登场。
　　在崇祯皇帝后期，一个人受到皇帝重用，心情通常是矛盾之极的。因为，皇帝信奉乱世用重典，你既然受到皇帝的重用，你就得能对得起皇帝的这种重用；否则？你能不能活着离开政坛，那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皇帝重用你时，是把权力、地位、荣誉与刀剑、监狱的钥匙放在一起的；一个人想取得这种权力、地位、荣誉，就得冒着被杀头、坐监狱的风险。
　　我们也许会说皇帝太过苛薄，但？官员在这种背景下，通常也不会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在崇祯后期，一个个高级官员受到处罚、杀戮；但官员们呢？谁又真正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呢？我们常常会因此说皇帝太过苛薄，但？受到惩罚的官员们，从其职上去看有几个是真正冤枉的呢？

　　袁崇焕一再对皇帝信誓旦旦的说“五年平辽”，而且动不动就是如果我不能五年平辽，您可以砍我脑袋。为什么袁崇焕敢对皇帝一再说这种不着边的谎话呢？原因无非是在此前，明帝国真正因为失职而被处死的高级官员，那是极其罕见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化贞、熊庭弼才敢拿军国大事当儿戏；也正因为如此，熊庭弼在四年后死于莫须有的贪赃罪，而不是死于他的失职；至于王化贞直到崇祯五年被杀死，
　　我们固然可以苛责崇祯皇帝对官员的冷酷，但在当时的背景下，皇帝不信奉乱世用重典能行吗？
　　明末背景下，已不适合产生一个优秀的统帅了；因为做为一个统帅，无力正视、改变军队腐烂的现状，那是注定只有用官僚态度去应对军国大事了；而用这种态度，是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在明末背景下，如果你去正视军队腐烂的现状；就势必大呼小叫的去改变他；而这就意味着要侵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一个统帅了，就是大明帝国皇帝也只有王顾左右而言它他。所以帝国军事系统，在崇祯刚当皇帝时就已发现欠饷、虚冒军费、老弱充数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一心中兴帝国的崇祯皇帝到死也没有敢认真深查、整顿过这个问题。

　　明帝国的统帅，都是这种背景下与敌人去做战的；我们后来常常说崇祯皇帝残忍、一再斩杀高级官员。但？与其说这些官员是死于皇帝的滥杀无辜，还不说是死于帝国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夹缝中；做为军事系统的高级官员，常常明知道如果有失职行为，那是注定要被处死的。但他们也都只有在那个位子上混事，却不敢、更无力采取任何积极的、大刀阔斧的整治。

　　袁崇焕的死，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什么所谓的反间计，那可信度低到了极点）；即使在己巳之变时，皇帝诛杀的高级官员也绝不只是一个袁崇焕（兵部尚书王洽、蓟辽总督刘策都被判了死刑）。到后来，宣大总督梁庭栋、兵部尚书张凤翼面对满清入关，干脆连活命的打算都不敢有了（因为皇帝注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于是都选择了慢性自杀。袁崇焕之死，有什么好稀奇的？

　　千古艰难惟有一死，梁庭栋（宣大总督）、张凤翼（兵部尚书），明知道如果失职是注定被处死的（于是两个都选择了慢性自杀），但是？就是如此，他们也不敢试图整顿军事系统，结果就是只能任由敌人四处烧杀劫掠，却不敢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
　　因为一个高级官员，如果不能代表帝国的根本利益而惹怒了皇帝，结果最多拿自己一条命就可以赎罪了（官僚集团还会认为这是皇帝滥杀无辜、不近情理所至）；如果他敢为了逃避这种结果，就去触犯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那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你同样会一事无成，却会惹得天怒人怨，最后身败名裂而死。
　　[注1]：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
　　[注2]关于洪承畴、杨嗣昌；后面有章节专门去写（谈论农民起义、松锦会战），这里就不写了。

日期：2009-07-08　12:20:08

　　第六章愈演愈烈的流寇
　　明帝国对流寇的态度（一）从杨鹤谈起
　　明帝国官员面对流寇，通常只是为了应付差事；绝不是为了帝国安危着想的。这决定他们所用的办法，都是官僚的方法。
　　明末官员做事的原则通常都是如此：这样做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样做可以保护好自己拥有的一切；再高一点就是可以通过此事为自己谋划求权力、地位。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们才懒得去多管呢？
　　明帝国后期的官员们做事，大约都是本着这种原则去做事；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也普遍都是如此的；比如在辽东危急之时，东林党却是成天忙着追查所谓的“三案”谁是谁非，“三案”的追查有助于扩张东林党在朝庭内的势力；所以东林党人上窜下跳、恨不得与人玩命。

　　但全力关注辽东危局，则随时可能干出不良后果授人以柄；所以东林党对待帝国边防危机也都是麻木、敷衍、含糊其词、随大流。他们才不会干一点点实事，因为干这种事随时可能让自己承担责任，随时可能因此承担失败的罪责，所以他们对此只是敷衍、含糊其词，就是不干一点点实事。于是帝国政府开扩大会议讨论熊庭弼与王化贞谁是谁非时，竟然是普遍支持了王化贞。东林党人哪能再现出一点争“三案”时的积极与力量呢？

　　最后辽东丢失了，于是帝国边防陷入一片狼籍，东林党人也是一脸的无辜、清白；好象这一切与他们什么关系也没有；当然了，这一切的确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干嘛！
　　泪痕无意把东林党一杆子全打倒，但他们普遍的人、普遍的时候都是如此的。
　　所谓的东林党对待帝国大事都是这副模样，明帝国其余的官员就更可想而知了。
　　面对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喧哗；但谁敢自告奋勇去西北解决这个问题呢？所谓的东林党员，谁曾自告奋勇去为皇帝分忧呢？显然是没有的！
　　因为去干这种事，那干好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而干砸锅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大明帝国官员都是明白人，谁会争着去干这种事呢？干这种事，实在太不符合官僚的行事准则了，因为干这种事承担的责任太大了，而且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也实在太大了。所以，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都闪到一边去了；至于所谓的“阉党”余孽就更不用说了。[注1]

　　面对面西北流寇的兴起，帝国上下一片哗然；西北总督武之望突然死亡，更是给大明帝国官员来了一次大考验。大明帝国的官员，显然是经不起这种考验的；在争夺权力时、在没事扯淡时，官员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为国为民的、慷慨激昂的，但一遇到麻烦事，大家马上全闪到一边去了。
　　而杨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推出来当西北总督的。
　　恐怕杨鹤也没有想过要谋求这个职务；只可惜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于是大家就一致推荐杨鹤去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注2]
　　当然了，杨鹤之所以能到西北当总督；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对西北问题的想法太符合皇帝的胃口了（不费钱、不费事、把问题交给一个高级官员后皇帝不用操心了），于是皇帝钦点他去西北，他实在没有理由推脱了。
　　如果杨鹤一开始就大呼小叫什么，中央政府不拿出大笔的银子赈灾就解决不了西北的流寇问题。那皇帝肯定不会让他到西北当总督了。

　　如果杨鹤再先知先觉一点，当时就能想起说皇帝不拿出大笔内帑来，就根本解决不了西北的流寇问题。那皇帝就更不会让他去西北当总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