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反对海军参谋部，就连海军都不是人人喜欢参谋部。首任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就不喜欢什么参谋部，因为西乡从道是陆军出身，其实不懂海军。他在当着海军大臣的时候，军衔还是陆军中将呢，后来才混上元帅海军大将的。当时有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军大尉叫黑冈带刀的是个海军参谋部最积极的鼓吹者，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当驻英武官的时候，说动了当时的海军卿川村纯义。在黑冈那儿，被桂太郎作为反对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全成了应该赶快立即成立海军参谋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国，有了战事海军是先锋，先锋没有了参谋本部怎么办？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战士，人人平等，为什么陆军有的海军没有？
　　黑冈干脆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提出干脆来个“统合参谋本部”，下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参谋总长由陆海军轮流坐庄。黑冈本来就是想用这些条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地换取陆军的让步，谁知道被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听进去了。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军人，但利用他的声望和人望，愣是说服了陆军收留了海军成立了一个“统合参谋本部”。首任参谋总长是有栖川宫炽仁亲王，陆军部长是曾我佑准陆军中将，海军部部长是仁礼景范海军中将。看过《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的都还记得，这彪人马除了山县有朋不在了几乎就是当年在“西南战争”中去打西乡隆盛贼军的那原班人马。
　　都是老相识了，应该还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军大臣就不感冒这个倒头的“统合参谋本部”。想想也是，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参谋总长是陆军。这就显得海军要归陆军管了，低人一头。那么陆军该满意了吧，也不满意。陆军不满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陆军当时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区别就是在“外征军备”这个问题上，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大山严全是主流派，主张扩充军备对外战争。而这个参谋本部陆军部的先后两任部长曾我佑准和小泽武雄全是反对扩张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祸及袈裟”，主流派们捎带着连这个位置也讨厌了起来，干脆撤了那个倒霉衙门，不给这些日奸们官做，这就弄得所谓统合参谋本部只活了两年就一命呜呼了。曾我中将也被赶去了预备役。
　　（十三）
　　撤销了统合参谋本部，陆军把“参谋本部”的大名给带回去了，还坚决反对加上“陆军”这一个定语，因为《参谋本部条例》里面明文规定：“参谋总长是帝国军队的参谋总长”，也是你们海军的，干吗要加上一个“陆军”的限定语？要加你们自己加。只能忍声吞气的小二子海军在用了几年“海军参谋部”以后干脆就不要“参谋”这两个字了，叫做“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彻底划清界限。
　　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凡陆军的规矩海军就不用。陆军办了个“陆军大学校”，说是不是陆大出身的人就不能当参谋，海军就没有那条规定，谁都能当参谋。当然到了最后海军参谋还是几乎被海大毕业生被包圆了，但只是“几乎”，“神风攻击队之父”大西泷治郎中将就考了两次没考上，可最后还是军令部次长，就是说海军没那条硬性规定。
　　不管怎么说，海军的组织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并没有什么军政军令二元化这么一说，所有权力基本都在海军省手里，一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有了高质量的军官，有了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如果再有了军舰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时间，熟悉了武器装备性能以后，一夜之间的飞跃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内乱不断，到1884年为止，包括佐贺叛乱，荻叛乱，神风联叛乱，西南战争等内战和骚动什么的合计起来居然有162起。政府疲于奔命地到处镇压，军费几乎全部被陆军花完，海军在军舰的扩充上面的要求无法满足。所以日本海军一直到十九世纪70年代始终圆不了从胜海舟开始的“大海军梦”。
　　但在1871年台湾“牡丹社事件”以后，事情起了变化。那年10月一艘琉球渔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八瑶湾，登陆的66人因和台湾土著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54人，剩余12人在当地汉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员转道福州回国。
　　1873年明治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前往中国交涉，总理衙门行走毛昶熙一开始的回答还像话：“二岛（指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渔民的证据，并扬言琉球属于日本版图以后居然改言“(台灣)生番係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留给了日本一句可以向“无主番界”出兵的话柄。
　　当时执掌大权的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藩地事务局，事务局长为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从英美急忙买了两艘商船，装上大炮作为军舰，准备攻打台湾这块“无主番地”。但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参议木户孝永强烈反对出兵台湾，加上英美诸列强也不同意，内阁决定延期出兵。但在长崎待命的西乡从道拒不受命，率领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次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作“西乡大暴走”，开了日本军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桢来台，并调淮军六千人赴台作战。后来在英国公使威妥玛斡旋之下中日之间达成《北京专约》，清廷糊里糊涂赔了日本人50万两白银不算，还承认了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这就给了日本日后认定琉球是日本属地的根据。第二年开始日本开始处分琉球，并在1979年强迫琉球国王移住东京。
　　但清廷并未放弃琉球主权，一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才不再主张。
　　这次日军的出兵台湾在东亚海军史上引起的后果就是清日两国同时进入了扩张海军军备的时代。
　　西乡从道在这次出兵之后感到了充实海军军备的必要，从陆军中将转到海军中将，并且说服政府把海军的预算提到到了陆军的一半。1875年当年就花了当年海军预算的90%，311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和“比叡”号三艘军舰，到1878年投入现役。这三艘军舰都不到四千吨，按当时欧洲国家所保有的万吨左右级别的战舰标准，实在不能算什么战舰，所以后来日本人自己也把这几艘军舰只算成“海防舰”。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两艘7200吨的铁甲舰编入现役以前这三艘军舰一直是亚洲国家所唯一保有的近代化装甲舰。
　　到1890年随《大日本帝国宪法》同时公布的《海军条例》出台时，日本海军已经拥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舰的“常备舰队”和一些过时陈旧的舰只组成的“演习舰队”。1991年举行了第一次由常备舰队扮演进攻一方的“东军”对演习舰队扮演防守一方的“西军”的海军大演习。演习后举行了第二次海军检阅式，和六艘军舰，排水2400吨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式相比，这次的阵容达到了19艘军舰，排水三万吨，23年海军增长了15倍。
　　可是面对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这三万吨的海军还是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这就是伊东佑亨看了“定远”和“镇远”后发愁的由来。于是日本举国上下从明治天皇开始剔肉以助海军，1893年仁礼景范海相会同枢密顾问官桦山资纪向议会提出的建造甲铁舰两艘，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各一艘，建造费共1955万日元被议会否决。但2月10日明治天皇发布《建舰诏勅》，内容为六年间每年减少内帑30万日元（20万两白银），文武官员一律减俸一成，以助海军造舰。议会只好再次通过一个六年内拨款1808万日元的预算。国民也是踊跃捐献，终于筹起来了建造能够和定远和镇远抗衡军舰的款项。定购了战舰“富士”，“八岛”，巡洋舰“明石”和“宫古”。
　　联想到当时的西太后在满心欢喜地要做寿，真不知道让人说何是好。记得有一年一位日本教授从北京回来让笔者去看他拍的录像，当看到颐和园的石舫时，那教授特地加了一句：“据说是托了这个石舫的福，日本才赢得了日清战争”，笔者无言以对，只能期望此等悲剧不要二次重演。
　　但这几艘军舰并没有赶上参加甲午战争，参加甲午战争的是从1888年开始的“四景舰”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