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熟悉这个朝廷，也让这个朝廷熟悉自己。前半条相对容易，有高拱这位隆庆第一宠臣的伯父在，自己要熟悉这个朝廷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甚至可以多方位、近距离的观摩、体会。但后半条就比较难一点了，毕竟自己眼下只是个八岁小童，就算表现得成熟一点，在人家眼里恐怕仍旧只是个孩子。如果只是做到让那些值得注意的朝臣记得“高肃卿家的侄儿好像还挺聪明”，那基本没有什么意义。自己要努力做到的，乃是让他们打心眼里意识到“高肃卿那个侄儿从小就惊才绝艳，将来一定是国之栋梁”。这两种情况乍一看差别似乎不大，其实大不相同，前者无非是聪明一点，可小聪明也是聪明，有小聪明的孩子多了去了，将来却未必有什么大出息；后者的聪明却完全不同，是要让他们从小就不敢小觑自己，或乐见其成、或胆战心惊地等着自己将来如日东升、操权执柄！要达到这个目的，可就难上加难了。但却惟其如此，自己在士林、朝堂才会有影响力，将来改动大明某些智障一般的祖制，才会降低一些难度——王安石当初若非养望多年，安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等惊世骇俗之言？因此自己要做的这第二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养望。

　　第三件事，则是短期内最关键的“近忧”——力保高拱不倒！历史上隆庆帝尸骨未寒，高拱就被张居正、冯保联手扳倒，明明是隆万大改革的先驱，绝大多数有意义的改革都是由他发起，谁料最后却被张居正截胡，在后世生生被遗忘到了天涯海角，世人只记得一个为改革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却根本不会记得那个“有干济才，勇于任事。既为首辅，更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其筹边、课吏、用人、行政，不数年间，成效卓然”的高肃卿！简直是既悲催，又荒谬！

　　第一件事，眼下已经开了个头，自己手里头资本有限，一时间急也急不来；第二件事，眼下有个意外出现的好机会，自己已经临时作出了应对，希望能够如愿以偿，但具体还是要等高拱的安排才好继续；唯有第三件事，眼下还只是一个设想，实际上根本连门槛都还没摸着，得抓紧时间找机会了……当年有句话说得好：有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
　　说是这么说，想是这么想，但创造机会也并不是易事。按照此前高务实的想法，原本历史上的倒高三人组，其实也并非一开始就是铁板一块。

　　这里头，真正和高拱有着不可调和的政治矛盾的，只有张居正。虽然高拱和张居正目前正处于蜜月期，且此前也多数处在政见相近的情况，二人的政治目标也颇为一致，或者至少说是颇为类似，但他们二人有一个永远无法开解的矛盾：即便大家都是改革派，可是……谁主谁从？
　　后世有些学者囿于历史偏见或狭隘地域观念，强行把高、张对立起来，认为张是改革家，而高则是“奸相”、“佞臣”。这种“褒张贬高”的倾向即使在高务实穿越前还有一定影响。而事实上，高、张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互相保护、互相帮衬，不仅在政治上倚为同盟，在学术上也有颇多共同之处。然而可惜的是，从个性而论，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恐怕都认为隆万大改革的英雄人物，只需一人足以！

　　高务实自穿越后没多久就打定主意帮助高拱，这里头自然有很大一部分原由是因为自己穿越成了高拱之侄，而如果要“更好更快”的拯救大明，这个身份十分有用，高务实不想抛弃。但他自问也不是完全由屁股决定了脑袋，因为高拱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值得他倾力维护的。
　　从历史来看，在政治上高拱开创了明中后期“隆万大改革”的先河。之所以能称之为开创，是因为高拱有三个“首先”。即首先奠定了隆万大改革的理论基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的变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万大改革的政治纲领——《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高疏于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张居正《陈六事疏》于隆庆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纲领付诸实践，他的改革还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础。有这三个“首先”，开创一词，高拱当之无愧。

　　而在学术上，高拱则是明代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嘉、隆、万三朝本是阳明心学和经世实学的勃兴时期(虽然心学逐渐变味了)。但高拱通过批判此时心学空虚寡实之弊，全面阐发了其实学思想，即“天地之间惟一气”的元气实体论，提出“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实理实事论，“事必求其实”，“虚心以求其是”的求实求是论，“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实政实惠论。他的实学思想对明清之际整个实学思潮的鼎盛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宋元明清气学发展得高度来看，高拱既是明代气学阵营的重要代表，也是构成从张载到王夫之气学发展的中间环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历史地位。

　　而且高拱绝非一个只提理论而短于实践的理论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派。尤其是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实行进士举人并用，破除举官舞弊陋习，创建人事档案，建立任官梯队，完善地区回避制度，州县正官年轻化，精简机构，健全考核制度，打击行贿受贿等。
　　在军事和边政方面，破除兵部“一尚二侍”旧体制，建立“一尚四侍”新体制，兵部司官精选久任，选拔边才充实兵部司属，建立边帅休假之制等。
　　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显著功绩：在西北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决安氏内乱；在南方取得“岭寇底宁”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现。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强化州县正官问理刑名之责，弭盗安民，严惩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财方面，高拱加强钱粮官员的任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这功劳在后世全给了张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顿币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整治方案：疏通漕运，开凿新河；破除海禁，恢复海运。

　　总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后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后世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