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到1949年，王疯子住遍了广州、南京、重庆、上海的各大医院，反正中央军校的薪金册上有他的固定开支，他可以衣食无忧、轻松自在。据说，他平时和小护士还是有说有笑的，可一遇到正经人就变成“嗬嗬嗬”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解放后，王光樾被丢在了大陆，这下子，轮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同学去看望他了。结果见了面，老王还是“嗬嗬嗬，喔喔喔”……无奈，只好再写字条：王光樾同志，我们的敌人已经消灭，请你放心，继续养病吧……

　　于是继续养病，最后在遵义老家寿终正寝。身后留下两个谜：其一，1927年的时候，他扔进海里的行李中到底装了些什么？其二，王光樾这家伙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
　　好了，书归正传，接着讲王光炜。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命调到远征军第八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
　　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立刻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远征军里其实并没有“青年远征军”，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哩糊涂的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八军推荐去青年军——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帐：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遇到店铺的伙计要抓、遇到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更是照抓不误，反正看见合适的就用绳子捆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对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教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1)第三章 章名 在新兵营

　　(1)第三章章内容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现在就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里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经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就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一点面子。

　　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太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李弥的掌控之下，从师长到团长、营长都是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
　　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了海陆丰）、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黄埔三期生）。而这熊绶春却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荣誉第一师不卖军长的帐、103师不听师长的指挥，还有一个82师实力太弱。作战时候的效能也就可想而知。
　　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