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蔡式超先生流着眼泪感叹道：“她说得对、说得对，不必再去打扰人家了”。
　　一年以后，蔡老人也去世了。
　　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
　　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倒还满有心得。

　　在当时，空军司令部已经规定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可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学热情地邀请蔡中尉到泉城去“考察考察”，于是，蔡智诚就到空军第二军区（空军训导大队的教务由他们代管）开了张证明，坐上飞机、直奔山东省会而去了。


第二十二章空军“罢工 事件”

　　空军罢工事件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丨警丨察，兼掌司法丨警丨察和普通丨警丨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丨弹丨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