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结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7）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
　　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
　　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8）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

　　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9）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