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7-10　15:12:20

　　我们先看皇帝及其控制下的宦官。大明帝国政权结构与其他帝国的政权结构一样，皇帝是核心。但是，大明帝国的皇帝却比其他帝国的皇帝管得都要具体。前面已经说了，没有丞相，皇帝兼任丞相；没有太尉，皇帝兼任太尉；没有御史大夫，皇帝兼任御史大夫。天哪，明朝皇帝一个人要干四个人的事。秦始皇有三公辅佐还一天要读一百二十斤的奏章，明朝皇帝连三公都不要，事事躬亲，还不得累死啊。有人也许会说，秦始皇那只是一个个案，皇帝哪有那么多事？我们就来看看朱元璋一天要干多少事。据《春明梦余录》提供的数据：“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可知朱元璋一天的工作量是看两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这些事可不是一加一这种简单的问题，哪一件你都得仔细琢磨琢磨，一件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乱子。这一仔细琢磨，时间就不够用了。所以朱元璋专门写诗发牢骚说：“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对皇帝能力的要求太高了。身兼宰相，你就得懂治国理民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知识；身兼太尉，你就得懂军事(事实上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个懂军事以外，其他明朝皇帝哪个都不懂)；身兼御史大夫，你就得懂法律、懂办案。皇帝能懂得了这么多吗？不说别的皇帝，就说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能力很强，但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比如说，朱元璋实行的海禁政策就是他不懂经济的结果。从洪武初期开始，朱元璋就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不允许老百姓与海外有往来，所谓“明初定制，片板不许下海”。如果说，这个时期，因为的确在沿海有一些反明的武装存在，这个政策还能够让人理解的话；那么，到了洪武三十年(即公元1397年)大明帝国的基业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仍然“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就说不过去了。此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官僚们的低薪、商税的减免，这里就不多说了。朱元璋能力强、责任心强，好像还支持得住。朱棣能力不弱、责任心也还可以，所以也行。再往后，皇帝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责任心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大明帝国也就江河日下了。在其他帝制政权里，这种情况也存在。但是，由于有宰相等大臣的辅佐，情况相对要好一些。明帝国由于没有宰相，那就只能临时授权。授给谁呢？谁离皇帝近，谁最容易拿到授权。结果到明朝中后期，在大明帝国的政权结构里的宦官势力直接占据了制高点，成为整个政权结构的中心。皇帝反而被虚化了。可以说，在大明帝国里，由于皇帝直接控制的权力太大，因此大明帝国的皇帝一旦出问题(由于皇位的世袭，所以皇帝这个位置的故障率很高)，对帝国的威胁比其他帝国就要严重得多。这是朱元璋在制度设计时的第一个重大失误。

　　朱元璋以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控制宦官，但是，任何制度都是人定的、人执行的。当皇帝不太有能力的时候，光凭那几条死规定哪里能控制得住蠢蠢欲动的宦官势力呢？当皇帝不怎么精明的时候，帝国的高层就变成了我前面括号里的那一种情况，即宦官包围下的皇帝。明朝宦官的势力是很大的，他们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皇帝的私人助理，大臣、百姓等等要与皇帝发生关系都要通过宦官。所以，宦官很容易利用这个特殊的地位，欺上瞒下。而一旦宦官把持了朝政，这个政权就危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面，总体上看宦官的执政能力很低下。虽然宦官中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人物，比如郑和，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见识比较浅薄、也没有太多知识的人。他们的晋升，并不依赖于他们的行政能力，而在于他们的服务水平。只要他们把皇帝侍侯舒服了，自然得到提拔重用。所以，他们更精于人情世故，更重视揣摩皇帝的心思，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把事情做好上面。另一方面，宦官也缺少做长远打算的动力。由于他们自己没有后代，所以根本就不会考虑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大多数是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死后天崩地裂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合格的执政者、参政者？明代中期以后，宦官当权，朝政就混乱不堪了。举几个例子。明英宗时期，大太监王振入主司礼监，成为权倾朝野的宦官领袖。由于他势力极大，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对他阿谀奉承，贿赂财物，甚至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这就有点儿当年唐朝高力士的感觉了。就是这个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瓦剌，最终招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典型地以无知祸国。再比如明武宗年间的大太监刘瑾。此人极其贪财，最好权钱交易。凡给他贿赂的人，都能得到好处。比如左都御史刘宇，给了刘瑾厚礼(具体多少钱，不知道)，结果就升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如果你不给他贿赂，那你可就惨喽。据《继世纪闻》里记载：给事中（也算中央政府的中层干部）安奎、御史张彧出京盘查钱粮，返京后刘瑾向他们索贿。这两位还不是没给，只不过给得稍微少了一点。结果就让刘瑾参了一本，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用那臭名昭著的一百五十斤大枷把这两位枷在公生门，差点没把他们整死。后来刘瑾被杀抄家，所查抄出来的金银多得令人不敢相信。有多少呢？没有很统一的说法。明朝当时的人郎瑛、陈洪谟说有黄金1205万两，白银2.59亿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给出的数据是黄金250万两，银五千余万两，其他珍宝无算。二者相差太大。于是在《明通鉴》里面只好模糊一下，说“金银累数百万”。其实也不管是多少，反正是富可敌国。因为，当时明帝国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也不过白银200万两。再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个叫孙丕扬的人，官居吏部尚书。此人创建了“掣签法”这样一种选拔干部的方式。“掣签法”是个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抽签。谁抽中，谁升官。这简直就是胡闹嘛。为什么这位孙丕扬先生要这么办呢？难道他脑子进水了？才不是呢。因为，当时太监势力太大，没完没了地托孙丕扬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不敢得罪宦官，又不愿意把那些依附于宦官的贪腐无能之人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去。于是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这些职位都被阉党占据，还不如抽签，至少那些值得提拔的人还有点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