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鲁宾的这个批评, 可以提出以下回应: 生产力的变化促进了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展开并以后者为中介影响着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从上述第(1) 式看到, 资本积累的矛盾归结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 一方面, 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 所谓需求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积累本身。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始终以生产既定不变的使用价值为前提, 将难以避免产品实现上的困难, 为进一步积累设置障碍。在《资本论》开篇, 马克思就生产力的变化对商品两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以下规律: 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价值量的变化成反比, 与使用价值量的变化成正比。使用价值对价值的限制, 归根结底来自于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价值增殖会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看作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实现的矛盾得以展开的驱动力。

　　(二) 结论
　　至此, 我们可以对斯蒂德曼的观点正式提出一个反驳。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斯蒂德曼所理解的那种单向的、决定论式的关系。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是不能
　　脱离市场价值而预先给定的。像斯蒂德曼那样把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作为决定价值量的给定的因素, 进而宣布价值概念完全多余的做法, 是不适当的。
　　市场价值概念是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自组织”和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
　　不确定性, 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手段和目的、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生产的技术条件最初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或基础, 是价值增殖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 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不仅事先无法确知价值增殖的程度, 甚至不能把握价值增殖的这一出发点或基础, 也就是说, 不能无条件地确知什么是为社会认可的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以及用价值概念来规定的资本概念) 在下述意义上反映了这一点: 要想用统计方法在量上“捕捉”到市场价值或者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 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不是理论本身的缺点, 而是上述不确定性在理论上的反映, 就像量子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会反映在“测不准原理”上一样。

　　因此, 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的工具,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经济科学自身在认识上的限度。一位捷克哲学家泽勒尼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时候曾指出:“在对人类理性的界限的看法上, 马克思接近康德甚于接近黑格尔”。在康德那里, 现象背后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反对把本质和现象像康德那样截然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又主张, 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社会实践方式的调节和制约。让读者感到遗憾的是, 泽勒尼在做出上述评论时没有片言只字谈到劳动价值论, 而劳动价值论恰恰是支撑他的观点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我们还可以为泽勒尼再补充一点: 这种认识论上的界限, 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界限。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后者恰恰通过“理性选择”的概念在提倡一种“全知的”经济学。

　　我们看到, 确定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被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选择”的结果, 经验中的生产的技术条件只是这种选择的“原料”。明确了这一点, 还可以针对“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观点做出一个回应。在霍奇逊看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主题无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劳动价值论, 因为,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 价值被假定是与既定时刻所具有的最有利可图的技术相关的。价值量与这种技术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个理论, 在经济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多样性就不见了。而没有这种持久的多样性, 自然选择就没有原料。饶有意味的是, 马克思和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样, 仅仅关注于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

　　在马克思那里, 价值并不是与最有利可图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 也非仅仅由给定的技术水平所决定。在霍奇逊看来, 马克思的价值是个决定论的概念, 它排斥某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其实, 在市场价值和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的确定过程中, 这种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恰恰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 ———借用另一位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S. Metcalfe) 的话来表述———, “是经济过程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这个过程的给定前提。”而且,“所谓代表性取决于各种相关行为的协调方式, 即便‘现实’行为者的各种个别行为是固定的(fixed) , 所谓代表性也会随着经济过程而改变。这使人联想起马克思所说的话,产品的市场价值的确定是一个社会行为, 这种行为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 而非必然以产品的生产条件为依据。即便在生产部门中实际存在的各类技术条件没有变化, 生产的标准技术条件也会随着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的发展而变化。因此, 整个过程并不像霍奇逊所说的那样,是以决定论的方式说明“单一技术的产生及其如何获得统治地位”; 马克思想要做的, 是通过市场价值概念来解释技术和经济的协同演化。


日期：2008-8-4　14:59:31

　　艺术品和古董的问题是价值转形问题。
　　资本论2004年版 P155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注释（91）全文
　　咦，这是什么？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嘿！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日期：2008-8-4　15:20:30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可以运用现代庸俗经济学常用的数学手段对这一点进行实证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庸俗，但其中的数学工具本身并不庸俗。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
　　【注释（79）：“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末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

　　，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或纸币堆的相应部分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