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创作阶段，从1857年到1863年。第二是《资本论》创作阶段，从1863年到1871年。
　　1.《政治经济学批判》创作阶段
　　按照马克思1857年的设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是六册：第一册是资本；第二册是土地所有制，又叫做地权；第三个就是雇佣劳动；第四册是国家；第五册就是对外贸易，或叫做国家对外、对外经济；第六册就是世界市场。这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我们称它六册，就是他想写六本书。马克思认为前三个研究的是当时经济关系中主要的三个方面，而后研究的国家，是经济关系意义上的国家。前三个因素的统一只能统一在国家上，就是从国家这个层次来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马克思说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关系的整体，或者说是对一国经济关系的概括。马克思是在国家这个层次上对前面论述的三个部分进行概括，论述完国家后就要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时候“国家”是一个经济运行的独立单位，就是国家对外或者叫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所讲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是经济运行中的单独的单位和分子，叫做对外贸易或者国家对外。最后是研究世界市场，把这些国家看作一个整体，也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这样就达到了它所讲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最高层次。所以，马克思整个经济学体系应该是这样一个体系，即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主要的部分三大阶级、三大经济入手，然后统一在国家这个层次上，然后进入到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关系，再然后就是统一于世界市场。这就是他所讲的著名的六册结构制。

　　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论述要从资本开始，所以他就把“资本”分做四篇。第一篇就是资本一般；第二篇是竞争，竞争又叫许多资本；第三是信用；第四是股份资本，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的最高形态。从资本到竞争，到信用，再到股份资本，这是资本对自身的扬弃。马克思把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对这三章马克思在很多场合用了黑格尔的一套范畴即一般、特殊、个别。一般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特殊是资本的流通过程，个别就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即资本生产的总过程、资本的流通总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就形成了他所构想的六册结构计划。马克思把“资本”中的“资本一般”分作这样几个部分之后，在1863年就把“资本一般”作为单独的东西拿出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中的第一册第一篇中的这些内容，构成了后来讲的《资本论》。现在学术界争论是，原苏联学者认为马克思起先是六册计划，后来形成《资本论》以后把这些全部放弃了。现在通过研究《经济学手稿》以后发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后并没有放弃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把《资本论》作为它整个六册计划的开头部分。

　　这个结构的合理性在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对国家的研究在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斯密有对外贸易理论，但对外贸易的主体是什么，它并没有论述。所以，马克思的创新是在对三个纷争的基础上有一个国家经济关系统一的论述，然后又把国家作为分子，看作是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而把它分开，这个是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然后再来一个总和，从整体上理解世界市场。这个合理性在于马克思当时对于整个经济学结构的理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走向的。因为当时并没出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当时的对外贸易也是不完整的，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而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众多的对外贸易。当然马克思在国家之后，不仅讨论对外贸易，还要讨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总和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一种有形的贸易市场，而是世界经济关系的总和，是一种经济关系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我们现在的研究认为，《资本论》并没有改变六册结构计划，或者按Rubel的说法，马克思只完成了六册写作计划中的1/4，所以《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著作的1/24的内容。另外一个具体的意义就是，马克思对最本质的关系已经做了论述。后来的马克思经济学应该在竞争问题上，应该在信用问题上，应该在股份资本的问题上，等等其他的问题上做一个更多的理论的研究、理论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马克思并没有终结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考虑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编的合理不合理。因为《资本论》第三卷把信用和股份资本作为总过程的内容编进去了，这样编进去实际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的本意是在资本一般的基础上首先加入竞争的因素，了解资本与资本的关系。由于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有集中和积聚的关系，所以必须有信用建立其中。信用是竞争的结果，又是股份资本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而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是对个别资本的扬弃，也是资本的扬弃。这样，整个“资本”章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再论述土地所有制，再论述雇佣劳动，再然后是三者的统一，然后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最后是世界市场。这就是我们讲的1857—1871年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创作中期所讲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到《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变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创作阶段，马克思留下了三部著作：
　　第一部就是最著名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留下的经济学手稿中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手稿。我认为这是中年马克思理论观点的集大成。因为这一手稿不仅是经济学手稿，也是他对哲学、历史学，包括当时还没有的社会学的很多观点的综合。这个手稿主要有三部分内容，加上后面的索引是四部分内容：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马克思留下的一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马克思认为把要论述的问题预先说出来不大合适，所以手稿写了一半就没再写下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所有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人必读的一部书，也是马克思留下的一篇比较难懂得的文章。这是我们了解马克思的重要文献，对经济学的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因为正是在《导言》中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辨证关系，同时在这个四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阐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辨证关系，勾画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总体关系，强调了总体中生产的统治地位的作用，以及生产同交换、分配、消费的辨证关系。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另外，在《导言》中提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严格的讲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方法，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我们现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规范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现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人们强调经济学的时政性，即现实批判问题。这是对的，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进行规范性的研究，必须进行体系性的研究。规范和时政研究之间有差距，但是不能因为规范研究不能解决时政问题，而否认规范研究的必要性，规范研究也应该为时政研究提供一些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基础。马克思的经济学假如说有不足，就是以前较少或者不重视时政研究，不重视对策研究。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什么缺陷和不足，因为马克思从1857、1858年写的《导言》开始，他就改变了原来现实的批判，转变为理论体系的批判，要从最抽象、最基本的范畴开始研究起，逐渐增加具体的规定性，最后达到具体的思维中的反映，或者思维对具体的反映。所以，《导言》中有一个政治经济的方法，就是专门阐述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内涵。我认为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中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方法，是《导言》给我们留下的第二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导言》留下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导言》中的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没写完，但是马克思在这一节的标题中勾画了他对社会总体的理解。这个社会总体是从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包括文化观念等等。但是给人们留下的一个课题，马克思把社会总体的最高点列为家庭关系。我们就不知道马克思为什么认为社会结构的最高点是家庭和价值关系，现在有些学者专门在研究这个问题。总之，在《导言》中，马克思留下了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没最终告诉人们，只留下了《导言》这样一个材料。

　　第二，关于巴师夏和凯里的短篇论文，是在1857年７月写的。这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著作逻辑起点的一个尝试。他当时认为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学的批判能作为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当然很快马克思回过头来写《导言》。《导言》在方法论的构思上提出的最抽象的范畴有三个：劳动、交换价值和货币。马克思认为这是最抽象的范畴，就是逻辑起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