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齐、晋两国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史称“鞌之战”。
　　春季，齐顷公首先挑起战争，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山东省泰安县）地。齐顷公为什么要攻打鲁国？
　　齐国上任国君齐惠公时期，齐、鲁两国关系良好。齐顷公上台后，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上年，鲁国国君鲁宣公去世，鲁国新国君鲁成公上台。鲁成公继位时年纪很小，鲁国国内进行了一场政治变动，与齐国关系很好的执政大臣公孙归父流亡出逃到齐国，新的执政大臣季孙行父（季文子）改变对外政策，交好晋国。鲁成公上台后，鲁国没有像以前一样派大臣到齐国通报，反而派大臣臧孙许（也叫臧宣叔）到晋国访问，与晋国结盟。所以齐国嫉妒，齐顷公发兵攻打鲁国。

　　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复姓卢蒲）攻打龙邑的城门，龙地的人把他逮住囚禁。齐顷公说：“不要杀他，我和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境内，马上退兵。”龙地的人不听，反而把卢蒲就魁杀了，暴尸城墙上。齐顷公被彻底激怒了，亲自擂鼓，指挥兵士攻城。三天，占领了龙地。于是就向南入侵，到达巢丘（龙邑附近的城邑）。
　　听到齐国攻打鲁国，做为同盟国的卫国国君卫穆公派遣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四人率兵攻打齐国以救援鲁国。齐顷公见到卫国出兵，率领着进攻鲁国的齐国大军去抵抗卫国军队，齐军攻入卫国境内，两军在新筑（今河北省魏县）相遇。
　　卫国大臣石稷想要撤退以避开齐军，主帅孙良夫说：“不行。用军队攻打别人，遇上敌人就回去，将怎样对国君交待呢?如果知道不能作战，还不如不出兵。现在既然和敌军相遇，不如一战。”
　　两军甫一交战，卫军大败，全军后撤逃跑。　
　　石稷对孙良夫说：“我们的军队战败了，不能再跑了，您如果不想办法顶住敌军，我们将会全军覆灭。丧失了军队，您如何向国君复命?”大家都不说话。
　　石稷又说：“您，是国家的卿。损失了您，是国家的耻辱。您带着大家撤退，我留在这里掩护。”同时通告军中，说援军的战车来了不少，以鼓舞士气。
　　卫国军队停下来抵抗，且听说有援军即将到达，士气大振。齐军就停止前进，驻扎在鞠居（地缺），两军相持。

　　新筑大夫仲叔于奚不怕牺牲，带领一支部队赶来，救下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难。
　　此战过后，卫国国君对仲叔于奚进行封赏，赏给他城邑。仲叔于奚辞谢，不要城邑，而请求得到卿位的大臣才有资格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曲悬），并允许他使用用繁缨装饰的马匹驾驶的马车。卫君同意了他的请求。
　　仲叔于奚不要城邑这种实际利益的封赏，而要得到卿位大臣才能享有的乐器以及马车，这说明当时的人也是很爱面子，虚荣心也是很强的。
　　后来，孔子读历史书时，发表评论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城邑。惟有器物和爵号，是不能借给别人的，这是国君手上掌握的用以指挥统治臣民的工具。爵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权中的大节。如果把名位、礼器假借给别人，这就是把手中的权力给了别人。失去政权，也就跟着失去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孙桓子从新筑被救出后，来不及回国都，就匆忙到晋国去，请求晋国出兵救援。
　　鲁国的臧宣叔也到晋国请求出兵。两人都知道郤克和齐国有仇，不约而同地去投奔郤克。
　　郤克此时已升任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执政大臣，现在鲁、卫两国来求救，正好给他出兵齐国报仇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晋景公此时也不好不答应，毕竟晋国做为盟主国家，手下小兄弟国家遭到欺负，不给手下小兄弟主持正义是说不过去的。但只答应郤克，晋国可以派出七百辆战车。
　　七百辆战车，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作战以车战为主，一辆战车上三个人，同时配备七十二个步兵。也就是说一辆战车七十五人。七百辆战车就是伍万二千伍百人。若再加上鲁国和卫国的军队，足可以和齐国一战。
　　齐国当时做为一个一流国家，国家军队总数量差不多也就是一千辆战车。
　　郤克不满足，有点嫌少，对晋景公说：“这是43年前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的战车数。当时有先君的明察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能够得胜。我和先大夫们相比，还不足以做他们的仆人。请批准八百辆战车。”晋景公最后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又多拨一百辆战车的兵力。
　　晋国的军队此时为三军，分别是上军、中军、下军。每军有正副元帅控制指挥。其中以中军元帅级别最高。郤克的职务此时为中军元帅。

　　郤克率领晋国的中军，士燮（也叫范文子，士会之子，时为上军副元帅）率领上军的一部分，栾书（也叫栾武子，时为下军元帅）率领下军的一部分，韩厥（亦称韩献子）做晋军中军司马（主管军纪军法及后勤等工作），晋国三军各出部分兵力，救援鲁国和卫国。
　　鲁国的大臣臧宣叔迎接晋军，为他们做向导引路。鲁国大臣季文子率领军队和晋军会合，鲁国大臣叔孙侨如（亦称叔孙宣伯，叔孙氏家族族长）、公孙婴齐（亦称仲婴齐、声伯，叔肸之子，鲁成公堂兄弟）二人也在鲁国的大军中，鲁国四位卿位的大臣都参加了这次战役。
　　晋国大军行至卫国境内，晋军中有人犯罪了军法，中军司马韩厥要按军法杀人。犯军法之人和中军元帅郤克的关系不错，郤克听说后驾车疾驰赶去，打算救下此人。等赶到，韩厥已经把人杀了。郤克派人把尸体在军中示众，给他的御者解释说：“我用这样的做法来替韩厥分担一些怨言。”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著作《韩非子。难一》篇中，对韩厥杀人、郤克分谤的事有评述，摘引如下：
　　“靡笄之役，韩献子将斩人。郄献子闻之，驾往救之。比至，则已斩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仆曰：‘曩不将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谤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谤也。韩子之所斩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则劝之以徇，劝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危郄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察也。且韩子之所斩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斩若非罪人，则已斩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韩子之谤已成而郄子且后至也。夫郄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斩人之谤，而又生徇之谤。是子言分谤也？昔者纣为炮烙，崇侯、恶来又曰斩涉者之胫也，奚分于纣之谤？且民之望于上也甚矣，韩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也；今郄子俱弗得，则民绝望于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谤也，益谤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韩子为非也；不道其所以为非，而劝之“以徇”，是使韩子不知其过也。夫下使民望绝于上，又使韩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谤者也’。”白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