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也就是庆历六年（1046年），张尧佐被外放出京，担任权陕西转运使。虽然有台谏言官弹劾他才不配位，全靠外戚的背景上位（“由宫掖以进，恐上累圣德”），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一直咬住他不放。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官，谁没挨过台谏言官的炮轰呢？！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张尧佐被召回京城，出任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台谏言官又开炮了，说张尧佐靠小侄女温成的关系屡获升迁，提拔得太快，有损公平之道（“非所以公天下”）。对此，宋仁宗通过冷处理的方式，留中不报，根本不搭这个茬，顺利地“蒙混”过了关。
　　半年多以后（同年十二月），温成被册封为贵妃，在后宫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小侄女显赫一时，当然没忘记让堂伯张尧佐也跟着水涨船高。翻过年头之后，距离上一次提拔尚且不足一年，张尧佐又被擢升为权三司使。隔了半年，相当于代理的“权”字也被拿掉了，正式掌管大宋王朝的钱袋子，一时权倾朝野。
　　宋仁宗原本以为，过去擢升张尧佐都比较顺利，这一回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他哪里想到，伴随着这道任命的下达，先前还表现得不温不火的台谏言官，顿时就炸开了锅。
　　皇祐元年（1049年）九月，宋仁宗刚把张尧佐头上的“权”字拿掉，一位名叫陈旭的台谏言官（时任监察御史）便上疏提出了异议。陈旭反对的理由，跟先前零零星星的质疑类似，无非讲了两点：一是张尧佐才不配位，没有金刚钻，也独揽瓷器活；二是他毕竟有外戚的背景，甭管有没有能力，放在这么重要的岗位上，都是极为不妥的。

　　根据以往的成功经验，宋仁宗相信时间是最好的消融剂，所以依旧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将奏疏留中不报，没有搭陈旭的腔。
　　日期：2020-05-23 19:56:56
　　过了大半年，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六月，宋仁宗差不多都忘了这茬，但台谏言官一直惦记着张尧佐。眼看上面没什么动静，台谏言官再度开火，对准张尧佐也顺带捎上宋仁宗，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炮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带头上疏的台谏言官，除了陈旭、吴奎两位右司谏之外，还有后来成为大宋王朝一张耀眼“名片”的“文曲星”——包拯包青天，时任谏院的主官（知谏院）。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肥东）人。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说太白金星下界，化作老叟跟哭闹不止的小皇子讲了八个字：“文有文曲，武有武曲”，“武曲”指的是狄青，“文曲”指的就是这位包拯。
　　天圣五年（1027年），不到而立之年的包拯便进士及第，但为了侍奉双亲，索性辞官回乡去了。一直等到双亲离世、守丧期满，包拯才重出江湖，于景祐四年（1037年）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
　　为了尽孝，包拯耽误了十年的仕途，不少同年的进士已经官居高位，但他孝道的名声深得宋仁宗的赏识，刚出山便驶入了超车道。这些年来，包拯从知县起步，做过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于庆历三年（1043年）入京，先后担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庆历六年（1046年），包拯外放出京，历任京东、陕西、河北三路转运使，两年后复召入京，出任三司户部副使。皇祐二年（1050年），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

　　经过知县、知州、转运使司、三司户部、台谏多个岗位的历练，包拯的心里很清楚，让这个才不配位、又有外戚背景的张尧佐掌管朝廷的钱袋子，风险实在太高了，谁也保不齐将来会让偌大的王朝陷入怎样的窘境。
　　事不宜迟，为了能让宋仁宗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包拯、陈旭、吴奎等一批台谏言官决定另辟蹊径，从“天人感应”开始掰扯。在他们看来，这些年“群小之道盛”，所以老天爷不太高兴，以致灾害不绝，“水坏城郭，地复震动，大河决溢，沈溺者众”。谁是“群小”呢？“亿兆之众”有目共睹，就是这个张尧佐，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凭借外戚的身份官居高位、显赫一时，结果“是非倒置，职业都忘”，不仅不能尽忠职守，反倒肆意盘剥、胡作非为，岂能不惹得天怒人怨？！

　　包拯意犹未尽，独自又上了一道奏疏继续掰扯。他跟宋仁宗讲，三司使掌管“天下财用”，是极其关重的专业型岗位，万万马虎不得，理应“精加选擢，委任能臣，免致将来败事”。就拿太宗、真宗两朝来说吧，即便那个时候“帑廪丰盈、用度充足”，朝廷用人依然是慎之又慎，像陈恕、魏羽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能臣良吏。现如今，朝廷的财用捉襟见肘，“上下窘迫如是”，您竟然还把张尧佐放在这个位置上，岂不是雪上加霜？！让这样的人“久居是职”，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公私困敝，中外危惧”，“失天下之望，误天下之事”！圣上您爱屋及乌，原本无可厚非，但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您倒是赏痛快了，却置社稷安危于何种境地呢？！

　　日期：2020-05-24 13:08:10
　　包拯的这一番激愤之语言犹在耳，先前认为册封贵妃“置亦无害”的何郯，在离开京城的前夕，也向宋仁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这里多说一句，何郯要走，并不是因为揪住杨怀敏不放，遭到宋仁宗的报复。他是为了照顾自己年迈的老母，自请外放回四川老家任职的。宋仁宗感念其尽孝之心，欣然同意，安排他出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
　　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何郯还是想再尽一份台谏言官的责任。或许正是因为身份不一样了，比起包拯的义愤填膺，何郯的言辞明显要和缓恳切许多。他跟宋仁宗讲，张尧佐在官场历练了多年，确实没有出现过大的差错，但最近这五六年以来，对他的擢升确实过于频繁、迅猛了，台谏言官们有意见，完全可以理解。现如今，张尧佐官居三司使，地位仅次于两府的主官，将来往上再走一步，入宰执或者掌枢密，并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以想象，“言事之臣必以死争”，圣上您岂不是要陷入两难的境地？！要么罢黜言官、执意擢升张尧佐，要么采纳台谏之言，将张尧佐打回原型，前者有损圣德，后者有失恩宠，您该如何决断？！与其如此，倒不如参照安置国舅爷李用和的办法，“富贵尧佐而不假之以权”，既能给足张贵妃、张尧佐的面子，也能让台谏言官无话可说。这样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何郯的分析入情入理，更是肺腑之言，同时也让我们预感到，如果张尧佐真的借助三司使这块跳板入主两府，做宰执也好、掌枢密也罢，势必会引发一场剧烈的政坛大地震。何郯有这样的担忧，是不是过虑了呢？这倒未必！事实上，朝野内外当时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宋仁宗打算借着一场祭祀的由头广布恩泽，让“百官皆迁官”。张尧佐也是百官之一，再往上擢升的话，岂不是真的入主两府了吗？还有传闻说，张尧佐知道参知政事的位置有空缺，已经显得迫不及待了。（“参知政事阙员，尧佐朝暮待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有台谏言官觉察出了异样，高度警觉起来。时任侍御史的彭思永打算先发制人，联合一些言官共同上疏，趁早打消宋仁宗的念头。其他的言官则认为，这毕竟只是传闻，虽说台谏也可以风闻言事，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等接到正式的诏令之后，再力谏不迟。
　　彭思永觉得这事儿不能傻等，于是独自上疏，坚决反对擢升张尧佐、王守忠之流，认为“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宋仁宗接到奏疏之后，不禁龙颜震怒：你说的这些个小道消息，都是从哪儿听来的？！轻信谣言批皇帝，你脑子没毛病吧？！
　　结果呢，彭思永因为弹奏不实，被罢免了侍御史之职。宋仁宗原本打算追查传闻的来源，不抓上一批誓不罢休，多亏右司谏吴奎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认为穷追不舍的话，以后谁还敢讲话啊，无异于“自蔽耳目”，方才平息了宋仁宗的怒火。
　　话说回来，无论宋仁宗是真的无辜挨顿批，还是欲盖弥彰地玩掩饰，包拯、何郯、陈旭、吴奎、彭思永这些台谏言官的鲜明态度，都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重用外戚张尧佐的问题上，自己确实已经触犯众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