擢升外戚张尧佐引发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但相隔不到一年，烽烟再度燃起。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赋闲在家的张尧佐接到了新的任命，宋仁宗不仅把宣徽南院使的头衔“还”了回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颇有实权的职事：判河阳（今河南孟州）。
　　细论起来，这真是让人有些搞不懂，宋仁宗到底是情到深处无所顾忌，还是生性比较健忘，好了伤疤便忘了疼。根据《曲洧旧闻》的记载，是温成的“枕边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还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说是有一天，温成将前去早朝的宋仁宗送到殿门外，抚着他的后背叮嘱道：“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连声允诺，结果刚下达旨意，就被包拯拦住一通数落。包拯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又是当着宋仁宗的面掰扯，结果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口水（“唾溅帝面”）。宋仁宗好不容易脱身回来，对着温成一通埋怨：你只管张口讨要什么宣徽使、宣徽使，却不知道像包拯这样的台谏言官有多难缠！

　　实事求是地说，上面的这段记叙，显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道任命恰似一颗划破长空的信号弹，让台谏言官的炮火再度对准张尧佐，铺天盖地猛轰过来。
　　在新一轮的交锋之中，“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再次充当急先锋，新账旧账搁在一块清算。他先是臭骂张尧佐“叨据非分”、“以尸厚禄”，接着痛批宰执班子“不念祖宗基业之重，顺颜固宠”，当然也没忘记捎带上宋仁宗，指责他“授受非当”，对上天、对黎民都没办法交代（“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最后，依然是颇具威胁意味的收尾：如果圣上您执意要滥赏，那我王举正就辞官，以此警醒那些不识忠佞的睁眼瞎！（“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

　　身为御史中丞的王举正身先士卒，扣响了据理力争的第一枪，谏院这边当然也不会躲在后面看大戏。包拯、陈旭、吴奎相继上疏，认为当前“物议腾沸”，而他们身为言官、职责所系，“不得不极谏”。当然了，相比于王举正的咄咄逼人，谏院这边的态度要稍微和缓一些，毕竟打嘴仗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彰显谁的口才好，而是想彻底解决问题。
　　包拯等谏官认为，此次对于张尧佐的任命，倒算不上有多么恩宠，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个张尧佐贪得无厌，骑着骆驼想找马。（“幸求觊望，不知纪极”）宋仁宗这个人呢，耳根子又比较软，难保日后不会继续给他加官进爵。有鉴于此，谏官们建议跟宋仁宗做一个交换：我们同意此次任命，让张尧佐赶紧到河阳赴任去，但圣上您也要表一个态，讲清楚张尧佐“享此名位，已为过越”，不仅下不为例，还要明令禁止他“处使相之任”或者到谏院供职。

　　王举正的奏疏言辞激烈，宋仁宗没有搭理他，反观谏院的此番陈情，倒是比较中肯和务实，让宋仁宗感觉到是一个不错的台阶。于是乎，宋仁宗下达了一道类似于“留此存照”的诏书：“自今张尧佐别有迁改，检会此札子进呈执奏。”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假如—只是假如啊—今后又要擢升张尧佐，你们就用这道诏书来投反对票吧！
　　各方面的利益都能有所照顾，事情原本就此做一个了结，但咱们别忘了，台谏、台谏，除了谏院之外，还有一个御史台呢！
　　御史台这边，倒不是“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不依不饶，而是先前出过镜的那位低品级台官—时任殿中侍御史里行的唐介，打算跟宋仁宗杠到底。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张尧佐只是外放而已，没必要紧追不放（“补外不足争”）。然而，唐介真正在意的是宣徽南院使的荣誉头衔，地位仅次于两府的主官，外放河阳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所以“不计内外，独争之”。
　　面对这位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愣头青”，宋仁宗不想自降身价跟他饶舌，便将皮球踢给了行政系统，说张尧佐的任命都是中书下的。唐介接过宋仁宗的话头，自行“脑补”为中书违背圣上的旨意，擅自行事（“以此知非陛下本意”），于是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
　　唐介给文彦博定了一条罪状，说他是“专权任私，挟邪为党”。虽说风闻言事是台谏言官的特权，但罪名是不能乱扣的，所以唐介特意摆出了一份证据。正是这份证据，让宋仁宗龙颜震怒，原告唐介、被告文彦博都相继被贬谪，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了一直置身于事外的温成。
　　唐介说，文彦博在出任知益州（今四川成都）的时候，给温成送过灯笼锦，以此谋求攀附。后来，文彦博入主中书、官居宰相，“贵妃有力焉”，这不正是外臣勾结内宫吗？！
　　宋仁宗向来最为忌惮这种事，有些将信将疑，便让唐介与文彦博当面对质。结果呢，文彦博的屁股还真是不太干净，当年确实有向温成送礼之举，所以眼下百口莫辩，只是“拜谢不已”。早已豁出去的唐介劲头更足，进一步“爆料”说，文彦博拜相以来“独专大政”，“三司、开封、谏官、法寺、两制、三馆、诸司要职，皆出其门”，这不是把朝廷变成他文家的了吗？！还有谏院的包拯、吴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跟文彦博在暗中有所往来，说什么“彦博有才，国家倚赖”，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啊！

　　日期：2020-05-29 17:21:20
　　唐介这么一闹腾，从上到下的面子都没地方搁，更何况还把温成搅进了这滩浑水。宋仁宗怒不可遏，打算将唐介贬到春州（今广东阳春）做别驾。
　　岭南两广，今天是好地方，但在当时还是一片瘴疠荒蛮之地，史载“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因此，在“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北宋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如果皇帝想把不听话的官员置于死地，又不愿背负有违祖训的骂名，将他贬谪到岭南便是最佳的选择，能不能活着回来，全靠这个人的命硬不硬。就说咱们熟知的大文豪苏轼吧，他后来从黄州、惠州一路贬谪到儋州，岂止是岭南，都跑海南岛上去了，但不仅活得好好的，还放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不忘给宋哲宗添一添堵。

　　当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讲，贬谪到岭南，特别是条件最为恶劣的春州，基本上等于死路一条。（“介若至彼，必无生还之理”）因此，在宋仁宗抛出这项动议的时候，群臣坐不住了。唐介的上司王举正、时任右正言的蔡襄，甚至受到弹劾的宰相文彦博，都站出来替唐介求情，认为台官言事乃职责所系，因言获罪，未免“责介太重”。
　　冷静下来之后，宋仁宗也感觉到自己过于冲动了，便将唐介的贬谪之地从春州改到了生活条件好很多的英州（今广东英德），还派中使护送他上路，“戒必全之，无令道死”。有大臣认为此举极为不妥，万一唐介在途中染病身亡，必然会有人怀疑是被暗害的，朝廷又怎么解释得清楚？宋仁宗如梦初醒，赶紧把护送的中使追了回来，让唐介自己去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