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石油工作者的峥嵘岁月:不朽的忠魂》
第9节作者:
马至中原 尽管这一切都进行的井然有序,可是邹明先生的心里并不踏实,也决不轻松。自兰州解放之后,迁至张掖的西北长官公署在代理长官刘任的主持下,加紧了对油矿的破坏活动,刘任曾公开质问邹明:“你们油矿里有共产党吧?听说你们把设备都拆了、埋了,把炼厂和油井都封起来了?”
邹明立刻答复:“没有的事,我们的油井一刻也没有停止生产,我们炼厂出产的军用燃油,一直源源不断的向外运送,这是你们是知道的。”
刘任听后,无话可说。
事实上,油矿确实有一个党的秘密支部,只是邹明等人从没听说过而已。
事隔不久,西北长官公署又派人来矿,要求邹明等人尽快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破坏油田的实施方案,并提出要将一部与台湾通话的军用电台设到油矿内,理由是张掖、酒泉的发电量小,电力不足,而油矿的电力强。邹明立即察觉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一方面,他们想就此把特务人员打入矿区;另一方面以便更好的监督油矿的动向,必要时可直接对油矿下手。
邹明等人立刻商议对策,巧妙周旋,最终使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此后不久,国民党住矿特别党部书记张振邦,从西北长官公署返回了油矿,并几次找到邹明,公开提出破坏油矿的行动方案,均被邹明先生严词拒绝。
时至9月初,形势愈发危急,邹明先生一方面设法联系到了,在香港的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明确提出了想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要求,孙越崎表示赞成,并通过在香港的中共党员张铁生等,拍密码电报与北京取得了联系,希望刚刚解放兰州的第一野战军尽快西进,以确保油矿及上万名工人家属安然无恙;另一方面联系到了曾任西北行营主任的张治中将军,设法转告新疆警备司令部,并直接给新疆的警备司令陶峙岳发电报,请他设法通知所属住矿骆驼兵团,对玉门油矿的安全给予照顾。正与解放军洽谈起义事宜的陶峙岳将军,对邹明的请求十分关注,并派人去张掖设法与邹明联系,并给隶属驻军下了一道手谕:1.要保证老君庙油矿职工的安全;2.要保护赤金的供应线;3.要保护老君庙到酒泉公路的畅通。
邹明先生派办公室主任,设法请驻军营级以上长官吃饭,席间看到了这张手谕,并报告给了邹明,得知这一手谕后,邹明先生紧张心稍稍缓解下来。
然而,9月23日这天夜晚,油矿内气氛又顿时紧张起来。隶属酒泉警备司令部所属驻矿高炮连,突然在东岗驻地上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着矿场八井油库。
而护矿队员们也已子弹上膛,枪口对准了东岗驻军高炮连,一正一邪各不相让,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我的父亲王山娃,正带领他的特别抢修班,荷枪实弹地坚守在保卫矿场八井的护矿队队员们中间,一丝不苟,严阵以待。
自从他含泪离开奶奶、母亲、还有我们三个讨吃鬼之后,就一头扎进了油矿,脚步和身影几乎一刻也没停止运转。
他带领徒弟们,首先加入了护矿队,并在矿场主管刘树人等的指挥下,分组拆卸了两套钻机,托运到山沟里,秘密掩埋,并在上层主管的协调下,从运营处搞到了一辆美制大道奇卡车和一台重型起重设备,将不能拆卸的大型配件,包括柴油机、泥浆泵等,吊装起运,秘密掩埋或隐藏到山沟里,这是一项及其艰难又耗时费力的工作,特别维修班的工人师傅们,在相继赶来帮忙的钻井工人、护矿队员们的大力协同下,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体力劳动;用汗水和智慧,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随后,他们又马不停蹄的转入了单项油井的保护工作中,他们先从矿场内及其他部门,运来砖头、水泥,一口井一口井的砌筑围墙,加固保护;又用美制53加仑的汽油桶,装上砂石,在矿场八井大门两旁铸成了一道铁桶围墙,与对面的驻军形成对峙,并且子弹上膛,武装把守。
截止到9月23日这一天,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由于超强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这个曾经象铁塔一般的西北汉子,变得面黄肌瘦,眼窝塌陷,几乎是骨瘦如柴。其他人的情形也都大致相同,尽管如此,父亲的内心和意志却似乎磨练的更加坚强。
这样一来,可苦了远在四十公里以外的奶奶、母亲和我们三个吃不饱饭、上不起学的讨吃鬼。
————————下一章:头巾与锅盔
日期:2011-10-22 03:05:53
第十三章:头巾与锅盔
由于父亲五个多月没有回家,家里一点收入也没有,这使得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境,变得更加艰难。
尽管母亲尽一切可能,苦苦维系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计,可一个月之后,还是彻底断粮了。因为母亲把仅有的半袋子洋芋和不足一升的青稞,留做了种子,专等七月中旬天气转暖,好去开荒种地。
那年月,在我们这一带贫瘠的山区,曾流行过一句极其残酷又现实的顺口溜:“宁可饿死爹娘,也绝不吃种子粮。”
于是,母亲便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那几只兔子和鸡的身上了,这倒并不是将其全部宰了炖了,而是实在饿不起了,就让那两个两个讨吃鬼,提到山下去换些青稞或米面,一家人煮一顿粥吃,尚且能维持个一两天。
可是没几天,兔子就仅剩一公一母两只了,不敢再动了,于是母亲就让那两个讨吃鬼,抓起一只瘦骨嶙峋的不下蛋的鸡,同兔子一样,提到山下去换吃食。
可屋漏偏锋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谁成想,那两个讨吃鬼拎着一大早就下山去了,竟一去不复返!整整一天一夜不见人影,肯定出事了,母亲这样想。
“这到底是咋了?走迷了路不成?唉……两个讨吃鬼!”第二天早上,奶奶一边咳一边焦急的冲母亲说道。
“娘甭急,俺这就带憨娃到山下去找找,常去卖兔卖鸡的,想必镇上的人们,也多数见过他们俩,好找,娘就放心吧!”母亲说完把仅剩的半碗青稞粥,端到奶奶的土炕上。
奶仍依然不放心的嘱咐道:“是这,找到找不到,都要早些回来,说不准儿你们前脚走,他们俩后脚就回来了。”
母亲点点头,往头上罩了一快红头巾,随手垮起了一个空篮子,一只手牵起我的手,几步就跨出了门去。
提起我母亲头上的这块红头巾,那可是母亲心上的稀罕物,是父亲进入油矿的第一个月薪水卖的,母亲把它视做宝贝,不出远门是绝对舍不得带的。自从母亲来到我们王家,就与父亲兄妹相待,所以二人实为夫妻,情如兄妹,因此母亲始终把父亲叫山娃哥,而父亲也始终把母亲叫山女妹。由于过去穷,直到他们结了婚,父亲也没给母亲买过什么定情物,直到去了油矿才买了这块红头巾。我也是后来慢慢懂事了,才了解了这些事。
母亲拉着我出了家门,爬上西山坡,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下的古老而闭塞的小镇走去。尽管已是五月底的天气,但空气依然显得清冷而有寒意,放眼望去,原野之中阡陌交错的沟壑之上依然覆盖着片片的积雪,与远处常年积雪的祁连山顶,遥相呼应;可那刚刚跃上蓝天的红日,给这寒冷的世界带来了一股难能可贵的暖意,,尤其是那迎面袭来的经过冰雪以及阳光滤沥之后的冷风,仿佛早已渗透或充盈了蓬勃待发的春的气息。
作为我们这个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的家庭而言,1949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无疑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阶段,也是最艰苦最难熬的日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要使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么一段苦不堪言,却又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极不平凡的人生之旅。这不过是我现在的感慨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毕竟太小。
母亲挎着篮子疾走如飞,我知道她此时正憋着一肚子的火儿,这个时候可不敢招惹她,那两个讨吃鬼,要是果真被母亲找到了,决不会有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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