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内部城区整体分为大城与少城（小城）两部分。大城在东，是蜀郡郡府所在地，为蜀候、蜀相、蜀守治所及住处，主要体现为政治中心功能。据推测，大城南城墙在今文庙后街一带，北墙在今西玉龙街之南，东墙在今盐市口一带。少城紧接大城西，由垣墙相隔，并开“内门”相连，是主要工商业集中之地以及普通居民的居住区域，大部分秦地过来的移民也安置在此区域。少城的西南城墙在今通惠门之东、下同仁路口附近，北墙可能在今红光东路以南。成都衙府以前曾在赤里街，属于以前大城区域一带，张若将其迁至少城内。少城内修建了相关的工商业管理衙门，并任命了相关官员和丞，如盐官、铁官、市官、税官等。由此看来，少城主要体现了商业、居民居住等功能。

　　据说，当年建设成都的城墙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次倒塌，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应地形而建，立基础于高处，最终造成了成都城市的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也有龟城之称。在古代，神龟是吉祥灵异的象征，人们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晋代《搜神记》中说，秦惠王27年（公元前310年）使张仪（实为张若）筑成都城墙，屡筑屡塌。忽然，有一只大乌龟浮在江面，到了东南角死在那里。张仪问巫师其中道理，巫师说：“依龟的样子修筑城墙即可”。最终才将成都城墙修好，所以成都又叫“龟化城”。

　　成都此次筑城，确立了其后来2000多年的基本格局，其核心主城区历代基本未变，皆是在此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修筑成都的同时，张若等还组织人力在郫城（今郫都区北面）、临邛（今邛崃）修筑了城池。其中埤城周长7里，城墙高6丈；临邛周长6里，墙高5丈。秦地而来的大部分移民被分别安置在这三座城市。
　　此时，汉代曾属于广汉郡的雒县（今广汉北）也很可能初具规模，工商业也相当发达。如此，成都平原便开始形成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经济带+军事区”，并各有特色和分工。成都、郫城、雒县分别主要生产纺织品、铜器、漆器，而临邛则主要生产铁器，蜀人并利用这些产品与今云贵一带少数名族进行着频繁的贸易，这些产品最远甚至可能达到现越南红河三角洲及泰国东北部地区。这些产业，尤其铁器，成为后来秦国对外战争所需武器物资的重要来源。西汉时卓文君的先祖卓氏，以及另外的程郑氏一族，便是秦初从黄河流域迁至临邛，因制作铁器而富甲一方，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成都等三城的修筑工作大约直到到公元前310年9月结束。在成都筑城之际，秦王宫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311年开春，秦楚之间的丹阳之战刚结束，英明神武的秦惠王因重病而逝，享年46岁。秦惠王的一生很难用短短的文字概括，自19岁即位，车裂商鞅、东进攻魏、西灭巴蜀、伐取义渠，为政举措，鹰眼识才、任人唯贤，重用公孙衍、张仪、魏章、司马错等魏人，开创了一系列丰功伟绩，不愧为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代雄主明君。

　　公元前310年，秦惠王之子，19岁的嬴荡即位，是为秦武王。秦武王在位总体时间并不长，据说其好武斗，重用大力士，即位后便将张仪驱逐至魏国。公元前307年，23岁的秦武王因为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而意外死亡。在秦惠王与秦武王权利交替的这段期间，外部与楚国正发生着激烈的战争，再加上秦武王仍较年轻，秦国内部的政局似乎并不太稳定。
　　公元前309年，蜀候公子通便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今云南姚安一带的两个奴隶制部族“丹”和“犁”暗中勾结，联合本地亲蜀势力以及亲蜀将士，意图反叛，进而“复国”。由于云南姚安一带在秦灭蜀之前与蜀统治阶级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此时成为蜀候的重要同盟。这一次叛乱似乎也得到了楚国的暗中支持，双方意图对秦共同发难，形成合击之势。秦的委臣陈壮，虽为“相”，实际上只是经常陪在蜀候公子通左右的“言臣”。蜀候本无实权，陈壮自然也成了摆设，陈壮因此在秦国内部被边缘化。此时的蜀地军政大权主要掌握在深受朝廷信任的张若手中。因此，陈壮暗中对秦或有不满，终被公子通许诺并利诱，合谋叛秦。

　　由于张若在蜀地一直掌控军权，故在蜀候叛乱初期便组织军力与蜀候军队对抗，并形成对峙。直到不久后秦国派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领军入蜀，镇压叛乱。
　　秦军到达成都后，蜀候军队的素质和战力无法与其抗衡。两军接触，蜀军便一触即溃，节节败退。此时，陈壮心生畏惧，担心蜀候失败后自身难保，便寻机杀了蜀候，以图脱罪邀功。司马错等人并未放过陈壮，依然按照军法诛杀了陈壮。对于此次叛乱，《华阳国志》曾有记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至此，第一任蜀候公子通的叛乱宣告结束。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逝世，18岁的秦昭襄王即位。同年，秦封蜀王子恽为第二任蜀候。但到秦昭襄王6年（公元前301年），蜀候恽曾再次发生反叛，秦国派司马错第三次领军入蜀，对蜀候势力进行镇压。恽死后，据说蜀中地方势力曾把他进行了神话，他们“为蜀候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由此可见，在秦统治蜀地初期，蜀候作为古蜀国后裔一直在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而蜀地许多地方势力以及百姓仍对蜀国还有很深的情结，对秦似乎并无多少归属感。

　　秦昭襄王7年（公元前300年），秦再封蜀王子绾为蜀候。15年后，公元前285年，蜀候绾被疑反叛，再次被杀，“疑蜀候绾反，（秦）王复诛之”。自此，秦国便废止了蜀地封蜀候的惯例，委任张若为蜀郡守，蜀地正式设为蜀郡。

　　秦灭巴蜀后，如司马错所言，秦昭襄王时期，灭楚便自然成为了其下一步重要目标。秦国制定了由三个方向对楚国进攻的战略计划：北路由白起挂帅，出武关，向宛城、叶县、襄阳攻击前进，直逼郢都（今荆州）；另外两路由司马错统一指挥，西路军经大巴山，由巫峡进占西陵，将楚国从长江拦腰斩断；南路军从巴郡经武陵山，攻击黔中、沅江的广大地区，对楚国后方实施深远迂回。
　　公元前285年，在司马错的统一指挥下，张若率军从成都出发，向南发起攻击。当时，今宜宾、雅安、西昌等地皆为少数名族地区原住民，其中以笮人(今凉山南部）势力较大。秦灭蜀后，蜀地已失去对该地区的势力影响。张若率军攻下笮地后，继续乘胜进军，夺取了楚国在金沙江以南的部分地区，揭开了秦武力夺取楚黔中郡的序幕。
　　楚威王（公元前339年~公元前前329年）至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这段时期，今合川、铜梁以东一直被楚国控制，分属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巫郡的核心地区主要为三峡一带，其余大部分地区为黔中郡，俗称“巴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