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秦灭蜀时，开明王的众多公子中并未完全降蜀。号称安阳王的蜀王子曾率三万部族流落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今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文郎国），自称为安阳王，建都于古螺（今河内东英县），时期长达百余年。公元前206年，瓯雒国被秦朝将领赵佗（即后来的南越武帝）所灭。
　　日期：2020-07-01 09:13:52
　　第二章　秦
　　目录

　　第一节　蜀地封三候，张若筑成都
　　第二节　李冰置蜀郡，千古治水功
　　第三节　始皇灭六国，卓氏入临邛
　　正文

　　第一节　蜀地封三候，张若筑成都
　　秦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16年），秦入主巴蜀，蜀地告别独立的西南王朝时代，开始以一地方行政区域的身份归属于秦国统治。此时中原大地仍处于战国中后期的烽烟之中，直至约百年后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战国结束，中国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大秦帝国才以东方帝国形象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
　　公元前316年，秦入蜀初期，司马错曾首任（兼任）蜀郡守。同年，张仪、司马错率兵东进灭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司马错的职位主要体现为军事身份。此时，秦国还处于灭巴蜀的过程中，整体处于战争前后的过渡时期，蜀地行政管理机制还未正式形成，司马错作为军事首领，自然便担当了这个临时的蜀郡守身份。
　　秦惠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公元前324年秦改元），司马错兼任两年的蜀郡守后，调回咸阳。根据朝廷旨意，一是在他离蜀前，分别从巴郡、蜀郡中划出一部分区域新设立汉中郡，二是物色了蜀王一个王子“通”，封为蜀候。司马迁在《史记》曾记：秦“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贬蜀王更号为侯”，说明秦所封蜀侯乃是前任蜀王族后裔。此外，另派陈壮为相，张若为蜀“国守”，开始辅以治理成都。在此过程中，蜀地暂未像巴一样正式设郡。实际上，公子通封为蜀候，证明其在秦灭蜀的过程中可能“态度较好”而未被“灭族”，封侯后也没有多少实权，主要是出于秦治蜀地初期的一种过渡政策，为了安抚当地百姓和势力，更多体现为象征意义。而此后蜀地真正的军政权力主要掌握在秦国委臣张若等人手中。

　　在秦国统一蜀地初期，政治并不稳定。蜀地归秦后，各地地方势力代表还有相当实力，过去开明王朝时期蜀地边缘地区的大部分夷族势力此时也不在秦国有效势力范围内，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时有发生。秦统一蜀地前，成都平原主要为古蜀原住民居住，故张仪、司马错在伐蜀前说蜀为“戎狄之长”，班固也认为巴蜀、广汉本为“南夷”。
　　秦国为了进一步稳定对蜀地的统治和发展蜀地经济，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移民，第二件是建城。自秦入蜀后，蜀地便开始了长达300余年的移民历史，整个过程贯穿秦汉。
　　公元前314年，蜀地曾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据记载，秦惠王因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若以一家五口计算，仅这一次就大约五万人左右。从当时的秦版图看，这批移民可能主要来自于秦国本土。当时尚未修筑栈道，这支移民队伍由关中而入巴蜀，跋山涉水、延绵数里，在当时来看，算是场面壮观且规模宏大。移往巴蜀的具体地点未有记录，但从分封蜀侯同时移民，并旨在应对“戎伯”看，应是移往蜀地的核心地带成都平原一代。再考虑到秦政府很快就在成都平原兴建成都、郫，临邛3座城池看，这批移民大部分人很可能移居在这3座城的范围之中。秦武王2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在蜀地，为针对新的移民政策，还特地颁布了《为田律》。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青川木牍”记载了相关事件及田律内容。

　　公元前311年，秦国为巩固统治，安置蜀地移民，以及进一步发展生产，开始了大规模筑城。成都作为蜀地的经济及政治中心，修筑成都自然成为了一项重要工作。此外还在成都附近郫县、临邛（邛崃）修筑了城池。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战争强度非常剧烈，各国对城防概念非常重视，皆尽其力将都城以及重要城市的城墙建设得坚固而厚实，以保证军事防护目的。城防的重要性可以从战国末期一场著名的战争“邯郸之战”中略窥一二。公元前259年，秦昭襄王遣五大夫王陵率军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南）进攻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军民对秦国深怀“长平”之恨，上下同心，坚城死守。秦军久攻不下，日渐人困马乏。赵国同时派人求助于魏、楚。出于唇亡齿寒的厉害关系，公元前257年12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抵达邯郸城郊进击秦军。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包围而投降。邯郸之战对秦国的扩张造成巨大冲击，从而也推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步伐。从此战侧面也可以看出邯郸之城的坚固，致使赵国能坚持两年左右直到联军达到，从而改变了战争的走向，避免了赵国的灭亡。

　　图2-1-1　秦筑大城少城示意图
　　秦入蜀之前，作为“西南夷”的蜀国，在军事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一直与中原各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对“城池”的理解和建设也相差较大。开明与杜宇时期，古蜀在西南“一家独大”，一直对外使用武力进行扩张，而成都平原的都城却很少受到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和攻击，所以不需较高强度的城墙进行防护。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虽然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及人口聚集地，但并未发现城墙的遗址。先秦时期，巴蜀城邑也普遍采用土筑城墙。如广汉三星堆、青城山下的芒城等。但古蜀国城池与中原诸国相比，二者在格局、材料、强度、功能方面相差甚远。

　　秦初，成都主要采用了关中的“版筑法”，按关中城墙规格在许多城邑新筑土墙，而这些土墙一般较薄，没过几年便被洪水暴雨冲洗垮塌。张若治理蜀地后，在修筑成都城的过程中自然将中原的筑城技术及理念带入了蜀地。《华阳国志·蜀志》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左思《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刘逵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

　　成都城基本采用了咸阳的布局格局，并结合了周朝旧礼的建制，整体形状如龟，非方非圆，东西狭而南北长，大体为一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墙整体绕城约12里，墙高7丈。具体的城门及数量未有准确的资料记载，我们只知道其北面为“咸阳门”，南面有“江桥门”（今万里桥北向河对面），其余城门皆未可考。城墙下部分为仓库，上面皆有房屋、城楼、箭楼等，俨然一副中原城池的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