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干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俎飞脍沈，单然后别。”

　　当然，今天的吃货朋友也能找到旧时蜀都美食的影子，“甘甜之和，芍药之羹。陇西牛羊，粜米肥猪……水游之腴，蜂豚应雁……五肉七菜，朦厌腥臊……”
　　此文两千余字，言辞极尽流畅华丽，扬雄笔下的成都壮美而秀丽，成为了扬雄一生的代表作。东汉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南都赋》，东晋左思《三都赋》中《蜀赋》的创作也颇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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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蜀都赋》之后，扬雄准备继续游学长安。从成都去长安，素有两条道，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然而，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还有猛兽出没。扬雄一路循着有关秦入古蜀的传说，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前后，时年41岁的扬雄来到了长安，见到了其好友杨庄。杨庄此时在皇宫任“值宿郎”（即负责皇宫警卫），杨庄深知扬雄的文才，便举荐给侍中王音，在其府下做了一名私人幕僚。
　　王音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当时，正是成帝刘骜在位，王氏外戚势力（王政君及王莽一脉）此时在朝廷的权势正如日中天。京兆尹（相当于今天西安市长）王章曾被王音的堂兄王凤举荐，但是王章十分不满王凤专权，密陈成帝刘骜，请求诛杀王凤，任用贤良。刘骜不忍杀害自己的亲舅舅，正犹豫不决。王音偷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报告王凤。王凤震怒，对王章的“忘恩负义”非常怨恨，于是在成帝面前大肆诬陷王章。王音由于告密有功，因此得到王凤的信任，被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显赫。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病逝，死前推荐王音代替自己的职位。王音于是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封安阳侯，成为一代权臣。

　　王音不仅深得王凤信任，也是皇帝的近密之臣，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此后，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他不仅最早接受《榖梁春秋》，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五经”。在朝廷，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刘歆呢，协助父亲做“领校秘书”，相当于做父亲的助手，主要领校“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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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扬雄经王音、杨庄举荐，进入了未央宫做了皇帝的“待诏”。此时，扬雄终于实现了以写作文章安身立命的生活状态。要知道，为帝王写作，这也正是偶像司马相如当年的工作，此时的扬雄在这方面颇感知足。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扬雄随成帝前往甘泉宫，作有《甘泉赋》，扬雄目睹帝王在甘泉宫的诸多铺张和奢侈，但又不好直白反对和讽刺，只有通过隐晦的方法劝谏成帝。这些现实，在扬雄心中，或许隐藏着一丝无奈和痛苦。后来，又随成帝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祭祀地皇，祈求赐子，扬雄作《河东赋》。此赋扬雄颇费心思，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

　　后来扬雄跟随成帝巡游狩猎，作有狩猎主题相关的《羽猎赋》、《长杨赋》，此二赋从形式到内容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构和遣词用句方面神形俱似，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自成新意，透过隐喻，对帝王的奢侈和铺张进行善意的劝谏。当然，成帝对于“贤良忠臣”扬雄的文章仍然是十分热爱，对扬雄也大加赞赏，将他从“待诏”转封为“黄门侍郎”。

　　扬雄长期跟随成帝身边，耳濡目染，深感帝王的奢靡，这与扬雄的初心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自知人微言轻，自己只不过是随皇帝身边写写文章的跟班而已，他逐渐认识到再多的劝谏也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他的内心无疑是孤独与无助的。此时，他开始认为再华丽的辞赋也不过是“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之举，转而打算退居二线，做一个技术官僚，潜心研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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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扬雄向汉成帝请示，朝中也罢，地方也罢，他都不愿意去做官，他只愿意在朝廷中做个专门做学问的人。汉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令对他“永不夺俸”，特许他在国家档案馆天禄阁读书、写文。如此，扬雄也与刘歆等人成为了同僚。
　　自此，扬雄开始过着“归隐于朝”的工作与生活模式，潜心研究哲学。后来，扬雄曾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西汉末年，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成帝时期，与宣帝、武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政治黑暗、腐败横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以及皇亲国戚、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与日俱增，直接导致皇权弱化、社会两极分化。此时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王莽执政后，克己奉公，招聘贤良，生活比任大司马之前反倒更加俭约，活脱脱的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人民公仆、道德完人、行为楷模，受到全国上下极力尊崇。甚至连扬雄也情不自禁的加入了歌颂王莽的行列：“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公元9年，西汉王朝似乎已经到了无法继续负重前行的地步，王莽在举国之众的左拥右簇、半推半就之下，假藉众人献符命（天命之符），废孺子婴（刘婴）自立，称国号为“新”，史称“新莽”，西汉王朝宣告灭亡。王莽上位后，针对前期的政治弊病，着力进行着“王莽改制”。已年过六旬的扬雄作《剧秦美新》，对“新朝新气象”进行了一番大力赞扬，同时力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

　　王莽称帝后，由于自己曾经通过假藉符命自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下令禁绝这种做法。甄丰、刘歆曾经作为王莽心腹，甄丰儿子甄寻向来垂涎王莽之女王嬿，便与刘歆的儿子刘棻一起奏献符瑞之事，以博取王莽好感。然而他们却低估了王莽的“正直”，王莽为了树立新政形象和杀鸡儆猴，一怒之下，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并下令继续追查相关同党。刘歆与扬雄曾为同僚，刘歆一向敬佩扬雄的学问，曾让其子刘棻拜扬雄学习辨识古文奇字。因此，扬雄也被审查人员纳入了追查名单。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到这里，准备抓捕扬雄。扬雄惊惧，担心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几乎丧命。王莽听到此事后说道：“扬雄一向不爱与人合流，不可能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呢？”于是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而扬雄对于献符之事并不知情，因此下诏不再追究扬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