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过后，脆弱的“森森”，没能躲过市长信箱里的又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件对“一个非法组织怎么能收容三十几个流浪儿童”提出质疑：“政府有救助站等合法的公益机构不来做，却让一个无法监管的非法组织来做，是不是政府不作为？”
　　今年2月23日，大渡口区民政局的回复在重庆市的政府网站上公布：“森森孤学院”是未经任何职能部门审批、擅自成立的社会组织，以招募志愿者带领收容的流浪儿童上街义卖报纸、接受捐赠的方式筹集经费维持开支。目前该组织租赁大渡口区海天艺术学校房屋维系食宿，据悉，现已拖欠租金数月未缴。在区民政局和海天艺校联系之后，后者已责令该组织于3月15日前解散撤出。
　　“重庆市已有37家可以为流浪儿童提供救助的救助站，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森森孤学院’呢？”在“森森”撤离后，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刘韵秋说。
　　异梦殊途救助站：现行救助的目标只能让孩子回归原生家庭，你没有监护权，孩子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16岁的流浪少年彭向阳，“森森”的孩子，曾经6次进入救助站，每一次被送回家后，他都会再跑出来。他不想要那个经常打骂他的后妈的家，他也害怕进救助站，“把人关在房间里，好一些的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放风，在县城的救助站还会挨打”。
　　为此姜林曾用“行为艺术”向社会扫盲。2009年，他连续一个星期蜷缩在重庆大禹路和解放碑的街头，身后的板子上写着：孩子们想他们的爸爸妈妈，但不是打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想家，但不是那个没有温暖的家。
　　公益组织“麦田计划”志愿者何云鹏，是在“查账门”事件后进入“森森”策划部想近距离观察其运作的，在他看来，“森森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存救助制度的一个讽刺”。
　　被街头混混控制———送进救助站———10天之内被送回家———再从家跑出来被混混控制……流浪孩子们的命运大多在这个“救助怪圈”里循环往复。“他们不犯罪几乎不可能。”何云鹏说。
　　“森森”有个制度，男员工午夜要到重庆的各大步行街和火车站去找流浪孩子。何云鹏和姜林去过解放碑的地下网吧、好吃街旁边那条封闭的巷道。晚上12点之后，那里会有二三十个流浪孩子并排坐在两边，被混混控制的孩子，不是被雇佣来贴牛皮癣，就是摸包、乞讨。
　　很多混混不过是成了年的流浪少年，姜林会递给他们一张名片，付50或100块钱把孩子带走。他还嘱托他们把新发现的流浪孩子送到“森森”来，除了奖励，“森森”还给报销车费。他把这理解为给罪恶行径买单。

　　中国现行流浪儿童救助制度，最终目标是把孩子送回家，在进入救助站和回家期间，救助站拥有对孩子的临时监护权。“为防止这期间孩子逃跑，救助站不得不采取封闭式管理的方式，以避免遭到孩子家长的起诉。”徐州市救助站副站长马李解释。
　　而“森森”不强迫孩子们回家，也不会把他们关起来。老师和孩子们像个大家庭一样同吃同住，上课时是老师，下课了就是哥哥姐姐。每天的值日老师从早到晚地带孩子们做活动，每个孩子每周都有10块零用钱。到了周末，还有志愿者和老师带孩子们集体出去玩，上公园、电影院和博物馆。
　　“森森孤学院”想成为流浪孩子们的新家，但对于这个设想，重庆市救助站一位人士却认为十分幼稚，“现行救助的目标只能让孩子回归原生家庭，你没有监护权，孩子出了问题谁来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市救助站即将建成一座新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用“类学校”的管理体制来取代现有的救助办法也正在酝酿之中。姜林称救助站曾经提出聘请他来做“类学校”的管理人员，由“类学校”来接收“森森孤学院”的孩子，其余的老师可以周末到“类学校”来做志愿者。
　　但这等于解散了“森森”，姜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没了森森，老师和孩子们同吃同住，每天轮流带孩子们出来逛街这些做法如何实施？”他希望救助站先赋予“森森”一个合法的N G O的身份，再来购买他们的服务。在一位救助站副站长的办公室里，他为了换取支持，甚至做出了撞墙的激烈之举。

　　姜林的固执，重庆救助站却认为“实际上是一心想利用政府成立自己的机构，求得自己的名分”。“政府的角度是要把事情越管越少，他却要把事情越管越多。你说怎么调和？”一位工作人员直言不讳。
　　“森森”出走在重庆“无路可退”，在成都失去信心，徐州是最后一线希望
　　重庆大渡口区政府就紧挨在海天艺术学校的旁边，2月23日区民政局对市民举报的回复给了“森森”致命一击。卖报人员很快流失了一大半，原本联系好的几个新场地的房东也收回了租约，陷入“质疑门”的姜林，感到自己在重庆已无路可退。
　　3月3日，因为在房租和校舍使用上和“森森”积怨日深，海天强令“森森”“3天之内必须搬走”。

　　3月5日，姜林和9个“森森”的老师和工作人员，带领23个没有父母接回的孩子投奔成都，那里有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可免费为他们提供场地。姜林设想，这个邻近的省会城市，或许适合重整旗鼓。
　　连篮球架都被卸了下来，连同电脑、洗衣机、微波炉、书和衣服一起装上两辆卡车，“森森”成员们日行400多公里到达成都一处拆迁区。中央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和几家成都本地报纸的记者正守在那里。
　　记者们陪姜林去了新都区的那所艺校，学校的负责人表示，无偿提供场地的前提是新都区民政局或区教委同意；一行人找到区民政局，对方答复是学校的批复需要找区教委。姜林还没来得及去找教委，就又得到一个消息：关于“森森”到成都的消息，已经被当地政府封锁。他失去了继续试探这座陌生城市的信心。
　　徐州救助站的副站长马李是“最后的希望”。在北师大的一次儿童福利的研讨会上，马李曾经告诉姜林，走投无路之时可以到徐州来找他。
　　仅剩的一点积蓄决定用于把孩子们运到徐州去。姜林就地变卖了“森森”除电脑之外的所有物资，先把孩子们运到不用身份证也可以坐火车的德阳，再从德阳买齐26张去往徐州的无座火车票。
　　上车前，“森森”的孩子们集体脱下了校服。因为马李事先告知姜林，所有“森森”的痕迹都要被抹去，这是徐州能够接纳一个外地“非法”组织的前提。
　　而退到最后这一步，勉强愿意跟随姜林和孩子们去徐州的只剩下两位老师，其中一位还是姜林的女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