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杨学明，出生在华东淮海经济区小城奎山市，成长于煤矿工人家庭。所在的这个城市规模不大，仅管辖两区一县，是个袖珍型地级市。
　　1975年6月，在经历了十年动乱断断续续的学习过程后，我高中毕业了。由于是长子，按政策不需要上山下乡，直接就给安排工作，我和一百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到大集体企业郊区水泥厂工作。兴冲冲报道后才知道，这个厂在交通闭塞的大山里面，才刚开始筹建，仅有一个工棚。十几个人的筹备小组成员住宿、办公都在里面。由于宿舍尚未开建，只好让我们回家听通知，按当时的建设进度，估计一两年后才能上班。

　　当时的书记兼厂长黄涛是个铁腕人物，外号土皇帝。原在一个公社当书记，因极为好色，在那个公社宠幸了数十名有求于他的土妞土嫂及下乡知青。由于工作能力强，上面关系硬，市委已准备将其越级提拔为市委秘书长。恰在此时，曾被他骗上床却未守信解决工作问题的一位女知青告发了他。在那个年代，这可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大罪，至少会判刑十年。黄涛凭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有惊无险，最后以生活作风问题免去公社书记的职务，不了了之。当然，提拔是不可能了，被郊区区委组织部任命为筹建中的水泥厂领导。

　　这样一个视群众如奴仆的土皇帝，眼看着一百多名少男少女在家休息不能任其奴役，还要发生活费，心中特不平衡，可没有宿舍可住也无可奈何。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一时间，人心慌慌，家家户户都搭棚居住，不敢进屋。黄涛因此得到启发，让建设施工单位用草席、油毡突击搭盖了几座大型防震棚，用木板在地上钉成大通铺，一座防震棚能住四十人，只一周时间，宿舍问题就解决了，所有青工被通知到厂上班。
　　厂子正在建设，并未投产，就安排这些青工给工厂修一条连接山外的三公里长的公路，每天工作12小时，吃饭时间半小时，由伙房送到工地上吃。
　　工人中有些是回城知青，年龄也二十五六了。即使是应届高中生，也有很多二十岁以上的（六十年代很多孩子入学较晚，运动中“停课闹革命”也耽误了时间）。既然工作问题解决了，免不了要考虑婚姻问题。可这位好色领导，自己依然以权谋色，却容不下工人有男女之情。谁要恋爱了，比挖他祖坟都严重，大会斗小会批。特别是男工，发现恋爱问题基本上就如同戴上了“五类分子”的帽子，永难翻身，曾有一个男青年被整成了精神病，失去工作和生活能力，由父母照顾了二十年，疯颠而死。

　　我所工作的这个区直企业，远离城市20公里，不通班车（甚至不通公路），每月24元工资短时间也买不起自行车，所以一两个月回不了一次家。在大山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就攒钱买了一台小收音机（不带耳机），下班以后听听广播。
　　几十人住在一座大防震棚里，就是关小声音，工友也能听到一点。那时的文艺节目很泛味，就是八个样板戏加几首革命歌曲，都是“文丨革丨”十年中天天灌满耳朵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就偷着听听外台，娱乐而已，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一天，正在修路工地上班，厂办派人通知我放下工作去办公室，说领导找我安排工作。因修路实在太累，之前多次要求调到后勤岗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终于解脱了！
　　到厂办一看，除了厂领导，还有两位不认识的人。书记说，市公丨安丨局的同志找你有事，我一脸茫然，我父亲在煤矿保卫科工作，曾借调到市公丨安丨局工作过十多年，知道水泥厂艰苦，一直在找人帮我调出去，可父亲在运动前几年一直在市公丨安丨局工作，因为执行过公丨安丨机关军管会签发的抓捕当时被打倒的原公检法主要领导的命令，这些人复职后，曾被公开报复，先终止借调，退回煤矿保卫科，又被煤矿清理出保卫部门下井挖煤。继而又被市局以“***”罪名无端判刑四年，虽多次申诉，也一直拖到服满刑期后才复查平反，落下了严重的肝硬化疾病。难道还有通天的本事，把我调到公丨安丨局去了？

　　来者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叫杨学明。
　　问：你确实是杨学明？
　　答：千真万确！水泥厂没有第二个杨学明。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拿出一张纸说：“你犯了现行***罪，被依法拘留”。没容我说话，随即掏出手拷给我戴上了，才让我在拘留证和搜查证上签名按指印。然后让我蹲在墙角，一个人看守，另一个人由厂里陪同去防震棚搜查我的铺位并抱来了我的被子，押上吉普车，沿乡间土路，向市区开去。

　　2、
　　当时并没觉得害怕，明知自己没做坏事，以为到公丨安丨局说清楚就能回来呢。等停车下来一看傻了，一个大黑铁门，旁边牌子上写着“奎山市看守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监狱”吗？我大喊：“我不要进去！我没犯法”！可是徒劳，他们还是敲开大铁门上的小门，把我送了进去，打开手拷，办完手续就走了。　
　　进去后，看守所搜了我的身，没收了皮带、鞋带、钱包，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就叫2号，进去不能说话，不能活动，不能哭，不能唱歌，给了我两个小粗瓷碗，就送进了监室。
　　一间监室约有18平方，用水泥沏成离地20厘米、长6米、宽2米的铺木板的大通铺，正常情况下只能睡十个人。可当时由于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怕政权不稳，在全国范围大抓“***”。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关了23人，晚上睡觉要一人头朝外一人头朝的插开，并且侧身才能挤得下，根本不可能翻身。
　　奎山市看守所管理非常严格，监室直接由武警持枪看守，管理人犯，因此不存在牢头狱霸问题。里面不做劳役，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点，嫌犯要按指定位置，分前后两排，面朝牢门，盘腿坐在铺板上。不许活动、不话伸腿，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低头，如有违犯被门口的武警看到，就会让你从打饭的小窗口伸出头去（侧着头才勉强能伸出），轻则用手打，重则用枪托砸，更有甚者用准星框勾往下巴，脚蹬铁门，用力向外拉，下巴骨都能拉脱，惨叫声响彻九天。

　　每天两餐，打饭直接到每个人，全监室排队依次领取。早八点开饭，半只窝头，一碗玉米面清汤，有时有一片咸菜。下午四点开饭，一只窝头，一碗开水，一勺水煮青菜。每月加一次餐，也就是水煮青菜里加几片肥肉并且有一些猪油，很多人犯把上面的油撇出来分成几天加到菜里，怕突然吃了油拉肚子。无论餐具大小，清汤或开水都给打满，看守所不给另给水喝。我用的是看守所给的小瓷碗，只能装半勺汤，因此，每天都渴的嗓子冒烟。好在我父亲在市局工作过，了解里面的情况，没过多久就给我送进来两只特大号茶缸、布鞋和带松紧带的裤子。

　　监室内没有便池，有一只马桶一般做小便用，不是特殊情况都自觉不用它大便。每天早上放一次风，实际就是每个监室依次去院子里的厕所五分钟。放风时提前排好队在门口等着，值日的抱马桶排在最前面，以便多几秒钟时间倒马桶、刷马桶。进厕所后更要抓紧时间，说是五分钟（包括出入监室的时间），有时连三分钟都不够（二十多个监室，每个监室三分钟就需要一小时），哨子一响，拉完拉不完都必须马上排好队跑步回监室。

　　监室里有一只木盆，一个永远不会自行流水的水龙头，需要几个人接力一口一口吸上一分钟才能吸到水，然后一口一口的吸水吐到木盆里，需要半小时能装满。全室的人一天刷牙、洗脸、刷碗就用这一盆水，如果需要洗丨内丨裤，晚上再如法炮制，吸一盆水全室的人用，先擦身后洗丨内丨裤，其它衣物永远不能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