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看守所，每月15日亲属可以送一次东西，但仅限衣服、牙膏、肥皂、卫生纸、明信片和现金，食品绝对不收。送来的现金记在账上，可以在所内买东西，但也仅限日用品，没有任何食品卖。一天两餐，合计七两红薯及玉米面（理论值），每人月生活费六元，其中21斤供应粮就需要2.94元。最大的感受就是永远饥肠辘辘，饿而不死。放风的时候看到厕所的地上（厕所不是水泥地）长了很大一棵马齿苋，装摔倒拔了回来，放在开水里烫着吃了。

　　3、
　　刚进去的时候感觉特别冤，等慢慢知道了其它人情况的后，才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冤的。
　　同室关押的23个难友中，只有3人是真正的刑事犯，剩下全是政治犯。
　　3号，本地某地厅级大型企业一把手的儿子，是该企业丨党丨委委员，在丨党丨委会统一认识的会议上，就说了一句“江*是主席的夫人，老婆反对老公，难以理解”。为这句话，以“现行***”罪付出了刑事扣留近3年的代价。
　　1号，21岁，化肥厂工人，二胡爱好者，经常和附近各企业的器乐、声乐爱好在一起自发排练。因十多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引起警方重视，以“***集团”罪逮捕。其中所谓的主犯系当地驻军师级干部的儿子，虽经协调，亦未能释放。
　　10号，23岁，农村青年，偏执追求思想进步，当地话叫假积极。由于农村太穷，与另两位同样偏执追求进步的同村青年，三人凑钱骑自行车跑到百里以外的徐州买了一本《***选集》第五卷（当时奎山市新华书店尚未到货，当时是不能称做“到货”的，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人多书少，只好每晚聚在一起学习。当时的形势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三人以上经常碰头，就会引起注意。为了刚刚稳定的政局，宁可错抓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结果这三人以“***集团”罪被逮捕。

　　当然，以上案例及所有的政治案件，在调查审讯后，办案单位应该明白多数是冤案，但就是不判也不放，一直拖着，关了近三年。直到1979年中央指示彻底复查“文丨革丨”案件时才结案释放。我算是唯一一个多少违犯了当时的法律，且只关了四个月就释放的。
　　同室有一个刑事犯8号，五十多岁，自称是老干部，说是因为挪用了一千元公款进来的。听他讲起来，滔滔不绝，好象其一生非常光荣，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享受着地厅级的待遇。
　　4.
　　当时关押的有一个轰动全市的贪污集团案，贪污近万元，涉及十多人。主犯是饭店经理，从犯多是女性，除合伙贪污外，多数女工还与经理上过床，这样就涉及了贪污和流氓两个罪名，影响很大。后来主犯被判死刑，和他关系最密切的那个女青年也是死刑（因已怀孕，上诉后改判无期）其他成员8－15年不等。
　　对这个案件，市里组织了一次全市巡回批斗活动，为营造声势，还另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同时批斗，我和8号也有幸名列其中。戴着大牌子巡回批斗半个月，虽然丢尽了人，但也享受了久违的阳光和空气，吃到了工人食堂的饭菜（中午由批斗单位供餐）。
　　巡回游街批斗第一天，就知道了8号是真实案情。此人是农民，多次因**、盗窃被判刑，是个劳改油子。这一次是因为拐骗本村一个16岁的少女，跑到青海打工，对外称父女关系。有一次邻居去窜门，刚好碰上他正把女孩抱在身上乱摸，因此奸情败露被捕，最后判刑十年。
　　回到监舍后，吃饭时他说胃疼吃不下，把他的窝头让给我吃了，我并没想到是为了让我给他保密案情，饭后即把他的事说了出去。

　　8号判刑送走后，所长把我提出去戴了手拷，说8号揭发我在里面谈案情了。这手拷戴是真不好受，吃饭、穿衣、洗脸、抓痒都很困难。好在戴了一个月我就被释放了，不然真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
　　虽然我比其它政治犯幸运，关押四个月就释放了，但却不是无罪释放，而是教育释放。也就是说“现行***”罪是成立的，只是为了挽救青年而没有判刑，等于“***”的帽子戴在头上了，这在当时的影响比劳改释放人员都要严重。直到1979年中央指示彻底复查“文丨革丨”案件时才彻底平反，改为无罪。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教育释放，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把我推进了无底的深渊。

　　5.
　　释放回厂后，我就像进了劳改队一样，干最苦最累的活，不敢乱说乱动。同班有一个叫孙忠兰的女孩，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为了不再回去务农，与我这个有污点的正式工慢慢接近了。我们在厂里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在每月两天的休息日去城区约会，她不嫌弃让我很感激。由于单位不允许谈恋爱，约会的机会很少，所以非常珍惜，效率很高，见到第三次我们就合影了。不过那时很傻，连她的手都没碰过。

　　大约过了一个月，孙中兰保存的那张合影被同宿舍的女工们无意看到了，就像看到了原子丨弹丨爆炸的新闻，炸开了锅，并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厂。
　　两小时后，我就被关进了厂保卫科。同时厂长兼书记黄涛单独找孙忠兰谈话，要她承认是被我骗了。好在这个女孩在高压下没有说味心话，坦然承认是她主动追的我。厂长黄涛气急败坏，马上召开全厂党、团员大会，让小孙做检查，并威胁要开除她的团籍，让她表态与我彻底划清界限。会后还怕她是表面应付，又单独谈话，告诉她不彻底和我断了联系，会影响转正（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临时工能转正），为了那个子虚乌有的转正前途，孙忠兰真的和我成了陌路。

　　我被关起来后，也没人理我，并说要整材料送我进公丨安丨局。深夜1点多，我从二楼跳窗逃跑，沿着新修好的公路跑了二里路，就听到后面有很多自行车追来，急忙钻进庄稼地里躲藏，看到共有二十多人追我。等追远了，不敢再走公路，沿乡间小道在夜色中向市区逃去。
　　急行20公里，到城区天已大亮，直奔市中级法院告状。一位女庭长接待了我，并说被拘留过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力，她会直接找我们区的主管部门说明政策的。还让我回厂上班，说不会再有人敢关我、斗我。然后看着我的合影照片，话锋一转说道：“刚才我是从工作的角度按党的政策向你表态的，现在说说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年轻人犯点错误，改了就好。你才20岁，又是正式工，不需要急着谈恋爱。就算谈，找一个长相那么差的农村临时工，你也太不值了”。

　　这番话，让我心情好了话多，不再为孙忠兰的叛变而愤怒，也不再为失去这段算不上爱情的“初恋”而伤心。
　　1977年秋，中国全面恢复高考制度，为了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报名参加了高考，并取得了远高于录取分数线的361分的总分。可是在录取过程中，厂里不给通过我的政审手续，招办更不敢触碰政治问题，使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1978年春，母亲的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近郊农村的女孩，叫宋开玲，见了两面，我母亲不同意我找农村的，宋家也找到在水泥厂做车间主任的亲戚了解情况，结果可想而知，母亲的同事回话说对方家不同意。我非常懊恼和自卑，连农村文盲女孩都不能接受我。可阴差阳错，正是这种自卑心理，使宋开玲后来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女人。
　　后来又经人介绍见了一个农村女孩，只谈了一次就散了，并解释说她自己不在意我的政治问题，只是顾虑将来会影响孩子考学、当兵、招工等前途。
　　工厂投产后，管理走向正规，八小时以外自由了。可远离城市，同事又没人敢接近我，时间很难打发。厂驻地有个村庄，村里有些女孩没事时常到厂里转着玩。厂里偶尔放电影时来的人更多，村里放电影时工人也去看。在这些活动中，偶然认识了这个村的女孩李爱云。由于严重的自卑心理，只把她当做普通朋友，没敢往感情方面去想。

　　6.
　　下班后，我经常到李爱云家去玩，她家人口简单，只有父亲和上小学的弟弟，她自己单独住一间房，我去了有人就打个招呼，再去她房间，没人就直接到她的闺房里聊天，多数情况下，她都是约几个小姐妹一起玩，她父亲并没多想，我也很单纯。
　　夏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工休，因交通不便没有回城，下了早班就到李爱去家去玩，去的时候就她自己在家，下午下起了雨，我没法回去，她偷着把饭端到房间里让我吃了。晚上雨越下越大，她就让我住下，给了我一床被子，让我睡在她床上。我对女孩很好奇，但也实在太无知，虽然睡觉时我们都没有脱外套，可是已经睡在一张床上了，都没有想到她对我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