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宫中设丰盛的宴席为马可·波罗一行接风洗尘还邀请他们留在中国的朝廷之中。马可·波罗年轻好学，很快掌握了东方的多种语言，并且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也知道了不少。他的聪明好学得到了皇帝的赏识，皇帝派他到中国各地进行走访。他曾到过西藏、云南等边远地区，也到过繁华的江南，并且在鱼米之乡的扬州当了几年的地方官。时间飞逝，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思念家乡的情感越来越浓。但是皇帝不让他返乡，作为臣民的马可·波罗只能绝对服从。

　　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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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09-02 20:34:39

　　据说有一年，伊利汗国的王妃去世了，忽必烈要把一名蒙古公主作为新王妃许配给伊利汗阿鲁浑，忽必烈决定派马可·波罗护送公主远嫁，并且答应了马可·波罗顺路回乡的请求。马可·波罗率领一支庞大的送亲队伍，带上大量的嫁妆和皇帝亲手颁发的两面通行金牌，从福建省的泉州出发，经过艰苦的海上和陆路旅行，平安地将公主送到伊利汗手中。马可·波罗也在随后回到了阔别二十几年的家乡。此时他已经41岁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见到马可·波罗回来，都十分惊喜，人们争先恐后来登门拜访。乡亲们听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大量的金银财宝，甚至衣服的褶缝中都藏着珠宝，都羡慕不已，大家把马可·波罗称作“百万富翁”。

　　1298年，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与意大利另一个城市热那亚爆发了战争。马可·波罗自己出钱，武装了一艘战船，还亲自披挂上阵，当上了舰长。但打仗不是他的专长，经过激烈的战斗威尼斯人失败了，他本人也做了俘虏，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马可·波罗在监牢中十分寂寞，就向难友鲁斯梯谦讲述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打发时光。鲁斯梯谦是一个小说家，他把马可·波罗对东方的口述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分4卷29章，描述了东方的种种奇闻轶事。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神奇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比如，他描述了元代都城大都的浩大和雄伟，认为大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他还描绘了中国南方的风景和物产，讲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他在书中记述了中国的纸钞，说一张银票就可以兑换大量的白银；又讲述了中国的煤炭，把煤炭说成黑色的石头，它燃烧起来，放出来的热量比木材大得多。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有些地方的描写显然过于夸张了，例如说东方遍地都是黄金，人们用黄金铺地，用宝石造房子，金银财宝多得不得了。又说东方遍地都长着香料，香料多得唾手可得。香料在当时的西欧是一种十分贵重的商品，当时的欧洲人听到他的话，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

　　后来的一些学者对《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叙述有怀疑，比如他自己说曾经在中国扬州当过几年地方官，可从扬州的地方史料中，查不到任何记载。他也没有提到过中国的长城和筷子。尽管可能有不实和夸大之处，书中的记载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它证明了在蒙古和大元帝国时代，东西方贸易文化的交往频繁，各类人员通过海上和陆地来往的事实。马可·波罗的书出版之后，很快引起欧洲人的关切。书中对东方繁华富有的描写，使得西方人对东方的财富垂诞三尺，总想有朝一日到东方来寻找金银财宝。

　　来到遥远的东方千里迢迢，如果走陆路，必须要考虑运输成本、安全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路上无数个大国小国，三天两头换皇帝，过路费一天一个样，战乱不断，动不动就有军队或土匪来抢劫，而且速度也比较慢，与之相比，航海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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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是对香料的需求。用现在眼光来看很难理解当时的欧洲人对于香料的追捧，可以说，香料几乎是当时欧洲人，特别是贵族生活中的必需品。香料一般指的是胡椒、丁香、肉桂、豆蔻等，这四大香料主要产于印度和亚洲南洋诸岛。在当时的欧洲，肉类占据食物结构的主要部分，但由于冷藏和烹调技术的单一，人们常常吃的肉不是坏掉的就是毫无味道的，香料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消除食物的异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食物的美味，同时当时的人们相信香料可以防腐，阻止他们没吃掉的肉变坏。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逼迫欧洲国家另辟航路。这种说法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后，坐地起价，对东西方商旅课以重税，使得欧洲人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香料价格暴涨，严重阻挠了东西方的文化和商品交流，逼迫欧洲人另寻新航路。君士坦丁堡是先进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它横跨欧亚大陆，是欧亚通商交流的咽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攻克象征西方基督教宗教圣地君士坦丁堡后，伊斯兰文明终于染指了基督圣地。一方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伊斯兰教育天主教水火不容，所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便坐地起价，征收高额税赋，客观上切断了欧洲向东方交流的通道。而此时西欧诸国，早已是各怀鬼胎，外加资产阶级已初步萌芽，再也不能利用宗教组织起像中世纪那样象征意义的十字军东征了。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殊死一搏，开拓海上贸易之路。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个结论不太能站得住脚。一是时间对不上，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克君士坦丁堡，但欧洲有组织的航海开始的时间却比这个时间更早；二是，奥斯曼帝国拼命西扩打下拜占庭所控制的“东西方贸易十字路口”之后，原本可以互惠互利，东西方的交流越频繁，他们作为咽喉要道的得利就越多，而此时他们却主动切断了这个财富的源头，有些难以解释；还有一点，历来中东崛起的强权有很多，他们大多和欧洲国家不太对付，还有包括很多中亚、西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厮杀、相互吞并、分分合合、兴衰轮回，为什么大航海时代没再其他时代到来，偏偏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强盛的时代到来了？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说，这锅我们不背！传统的东西方商路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融合，这两条路均经过叙利亚和埃及，显然，只有控制这里，才有可能“阻滞商路”。然而在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叙利亚、埃及的二十多年前，葡萄牙人达伽马已经胜利到达印度，西班牙的哥伦布则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此外，这时麦哲伦环球航行的船队正整装待发。那么，奥斯曼帝国在占领了这些要地之后，是否对商旅征收重税呢？并没有。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征收过多的商税，也不是地中海贸易的破坏者。相反，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埃及后，反而重新打通了陆上香料贸易的路线，至于后来香料贸易逐渐衰落，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对香料的需求减少。于是，“奥斯曼帝国阻滞商路”顺理成章成为殖民者开辟新航路、争夺殖民利益的绝佳借口。正如某学者指出的，西方人为了殖民需要，非常善于“生产”借口。而奥斯曼帝国就是这么不幸躺着中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