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瓜，我搭计程车回去。”大声说完，消失在暗淡的光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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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走后，不知道是不是没人帮忙洗衣了的缘故，我有点不习惯。坚持了五天，搬学校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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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王静那年，我20岁，在长沙读书已经3年。学校在岳麓区。面积很大，围着高高的火砖墙。
　　进得大门，迎面一条笔直伸向图书馆的大道，通过两台推土机恐怕都不成问题。两旁的榕树浓荫蔽日。右边是教学楼，五层，两栋；左边是包括篮球场和足球场在内的多功能运动场，里面沙坑、单双杠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大道在距离校门大概60米的位置，有个拐弯，把篮球场和足球场隔开，绕过综合楼，到得一个有林荫有石凳和石桌的广场样的地方。广场中间立一尊石头雕像，是个执著于阅读的女生，坐姿优雅，胸部尖得出奇。医务室、招待所、女生公寓、电影院遍布四周，教职工家属区也在附近。这里是A区。有ABC三个区。
　　我所在的男生宿舍位于东南角，是横在一起的两栋五层建筑中更肮脏的一栋，中间的铁门锈得面目全非。宿舍楼后面，是开水房、澡堂。前面是集食堂和音乐协会于一身的方形建筑，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产物。穿过它的屋顶，可以望见教学楼。这些建筑连同西南方的南湖公园，统称C区。
　　B区包括多功能运动场，以及沿运动场呈逆时针旋转的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基地兼校办工厂和综合楼。
　　建成没几年的综合楼，是校园内惟一看得上眼的建筑，主楼十二层，副楼七层。主楼六层以下是教室。往上三层是计算机培训中心。顶层是记者协会和主持人协会操刀的广播站。中间两层空着。架在楼顶的学校全称，白天像一条大蛇的龙骨，夜幕降临，则发出缺笔少划的红光，成为河西大煞风景的样本。
　　据说，综合楼没建成前，学校招生困难。建成后，请国务院的某某某题写了新校名，才化险为夷。这事的真伪，看校门上方的署名便知。

　　总之，是所二流大学，没有竞争力，没有名气，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进来。广告做得倒不含糊，有段时间，湖南经视的午间新闻播完，它便亮相十五秒钟。宣称什么“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学环境，一流的办学水平”，只差没说这里就是北大。开学典礼上，校长操一口不知所云的方言。食堂的工作人员吝啬至极。宿舍值班室里的老头耀武扬威。统统令人不快。

　　进到形同垃圾收购站的这里，是爸爸的馊主意。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高中落榜后，收到十三张录取通知书。爸爸选了一张。然后握着扁担，撵我到汽车站，拽上长途卧铺。只消呆足五年，即可将大专文凭搞到手，再说爸爸许诺每个月多寄五十元生活费，我也就忍了。
　　日期：2012-02-01　18:07:41
　　第二章　陈年往事
　　说说我家，有点特别。特别得相信的人寥寥无几，吹胡子瞪眼的大有人在。可都是事实。而且不将这些事实描述出来，张娣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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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是苗寨的农民，妈妈也是。两人有过一对儿女，文化革命期间染上“2号病”，死了。多年后，我的出生又要了妈妈的命。脚先出来，难产。
　　妈妈死得冤枉，这是获悉死因后我的感言。她不该怀孕，三十三岁，属于高龄产妇。再说苗寨没有医院和剖腹手术，只有剪生娘和草药。其结果，痛苦挣扎了一夜，断气时咬断了舌头。
　　后来多了个妈。进门那天，抱起我，说喊妈，我只喊姐。她的年龄确实不大。后来听人家说，是一只不下蛋的鸡。这也是她进门的原因。人家是城里人，哥哥还是官儿呢。
　　那一年，爸爸三十七，后妈二十五，可谓老牛吃嫩草。
　　爸爸没有兄弟姐妹。奶奶生下头胎后，爷爷的蛋蛋没了。被来历不明的子丨弹丨打掉的。爷爷当时是土匪。

　　爷爷有三个哥哥。大哥跟随黄兴发动武昌起义，北伐期间战死于九江；二哥在红四军担任排长，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打响的次年，被坂田大佐的轰炸机炸没了；三哥在国军某部充当不起眼的炮卒，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了。
　　可能想到哥哥们在战场上都没写下光彩照人的篇章，爷爷决定当个土匪。他是八面山的七爷，同解放军火拼多年。没蛋蛋了才弃暗投明。
　　这些事迹，爷爷口述时，我颇不以为然，家谱里记载着呢。
　　我们这里，穷山恶水，日本鬼子丢丨炸丨弹嫌浪费，内战又隔得远，保住一本家谱算不得难事。
　　家谱里有关于曾祖父的记载，说是寺庙长大的孤儿，聪明绝顶，还俗后考中举人。和李鸿章在直隶同僚过。1898年，受慈喜太后委任到南方当巡抚。万贯家私，权倾绿营。
　　但他绝非趋炎附势之流。到香港的中环士丹顿街13号开过会。武昌起义打响后，把乳臭未干的大儿子交给黄兴时说：“贤弟勿须抬爱，生死自有天命。”言毕，归隐山林，官场生涯落下帷幕。
　　便是这样的家，一代不如一代的家。
　　这么着，既便归隐山林后，我家仍风光了很久，约摸三分之一个世纪。

　　当时，曾祖父在武陵山区一个偏僻的县城买了一栋大宅。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正室和三个姨太太搬进去后，又购置了些土地。为搞好关系，娶了五姨太，芳龄十九，是个驼子，县长的千金，即我爷爷的生母。
　　除去上面这些人，还有一干丫鬟和小厮。张娣的先人，便在这干人当中。其曾祖父，做一些收支登记入簿、撰写家谱之类的活计。后来，与一个丫鬟成亲，生下的儿子是小厮，女儿是丫鬟。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传承了下来。传承至今，张娣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丫鬟。可惜门弟凋零，两人都是独苗。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家就没落了。批斗会上，曾祖父背上插一块写有“地主”字样的木板，游街示众后，吃子丨弹丨了。可能想到年事已高，他没作任何形式的辩护和反抗。曾祖父死后，树倒猢狲散。查封宅邸，疏散下人，大洋充公，没收土地。爷爷忿忿不平，当了土匪。下人们卷着包袱走了，惟独张娣的先人留下，和我的先人一起，被逐出县城，长途跋涉三天后，到得一个木楼林立的地方，便是苗寨。

　　后来的大跃进时期，文丨革丨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先人死的死，走的走。两家人的嫡系，一直保持着原滋原味的主仆关系。
　　打从学会说话开始，张娣就叫我少爷。她的父母如此教诲，右邻左舍也见怪不怪。
　　改口叫弟弟，是在她9岁我8岁的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那年。
　　那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她爹挖草药时，摔下悬崖，死了。中午，她娘拉着她赶集，说采购丧事用品。晚上回来时，张娣哭着告诉大家：“娘跳天坑了。”
　　我爸爸请来道士，依照苗寨的风俗，盖灯，敲花鼓。闹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