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表明，进入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谈到辑里丝深受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1870年左右而后，至1920年后止，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周德华《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辑里丝出口市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1880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5400余担，占了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

　　从上面简要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市镇的棉布出口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16世纪后期有了文献记载。17世纪初，被称为Cangas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望加锡和交趾支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运往日本长崎。18世纪初，中国棉布运往俄国，称为Kitaika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品中占据首位。18世纪30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及北美大陆。

　　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18至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全汉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 Nankeen)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全氏征引H.B.Morse和R.Fortune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 Nankeen) ，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或银币（如欧洲通用的墨西哥铸造西班牙比索）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37000吨和75000吨白银，各有27000吨和54000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81000吨。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39000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13000吨，18世纪为26000吨。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另外，有3000吨到10000吨，甚至高达25000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10000吨甚至更多的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在没有新数据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日期：2021-09-15 16:54:38
　　（21）
　　*江南经济的国际比较：大分流
　　西方学者指出，在中世纪欧洲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兴旺起来。15世纪前后，西欧各国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与乡村工业化趋势。西方学者把它定义为“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英国是其中的佼佼者，乡村工业的勃兴是16～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促使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出现的因素很多，例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也为工业品提供了需求空间；剩余劳动力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
　　这种历史现象也出现在中国。李伯重的著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就是研究明后期到清前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而并非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他的结论是：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不断发展，包括纺织业、食品业、日用百货、烟草加工、造纸、印刷、工具制造业、建材也和造船业等，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

　　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把中国的江南与欧洲的英格兰加以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后期以前，亦即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经济不比欧洲落后，江南经济并不比英格兰落后。对此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但从他对早期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看来，至少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1750年长江三角洲人口3,100-3,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

　　彭慕兰在书中，把早期工业化叫做“原始工业化”，他的定义是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1750年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1750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1800年英国一样多。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他对题目“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黄宗智译作“大分岔”)，作了解释，说明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两者何时分道扬镳，一个走向落后，一个走向先进。结论是，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大分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大分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