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8 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 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 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自北宋开始，经济始终保持高度的商业化，仅仅在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破坏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坏下有过短暂中断。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 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
　　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 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 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瘟疫肆虐。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 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

　　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
　　尽管看起来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 至18 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和机械生产。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也就是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 的人口。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 年时有1100 万人，至1630 年时已增至2360 万。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随后疫病的影响， 1661 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 万。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 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 万。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 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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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1-09-26 15:20:53

　　（27）
　　*“恶创造历史”：商业和暴力推动近代经济全球化
　　（说明：本楼从网上搬来不少内容。多谢樊树志先生、李伯重先生、@果然阳光史学会等学者和网友）
　　布罗代尔说：“作为历史学家，我的任务既不是要判断资本主义的好坏，也不是要认定它守规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对于早期经济全球化，在此也不是判断它是好还是坏，而只是要认识它或理解它。这段历史有阴暗的一面，就应当正视它，才能认识它或理解它。
　　16-18世纪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大航海之后全球贸易网络出现，经济全球化开始并迅速进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国际行为准则。充满了刀光血影、残酷的屠戮、掠夺和奴役。而隐藏在枪炮轰鸣之后的，是贪婪的商业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长剑。这个形象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朱蒂提亚（ Justitia），英语中的“ justice”一词就来源于此。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着账册，右手拿着刀剑”。可以把刀剑改为火枪。火枪意味着暴力，账簿意味着商业利益，因此“火枪加账簿”就是近代全球化世界的写照。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离不开暴力，说得时髦点，是商业利益引导、军事暴力撑腰。而火枪还体现了在暴力推动下急速发展起来的近代技术和科学。商业+军事+技术和科学，这就是驱动近代欧洲文明的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