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任命为武会试正总裁，他在闱中作诗：
　　禁闺莲漏己宵深，
　　凉月窥人肯一临。

　　此地频来从案牍，
　　吾生何日得山林。
　　貔貅雾隐三更漏，
　　河汉天高万籁沉。
　　火冷灯青无个事，

　　可怜闲杀爱才心。
　　日期：2022-06-13 10:42:16
　　不一样的曾国藩（97）
　　第十四章
　　《经世文编》领衔撰　　提携后辈受人尊　

　　前文说到，陶澍与贺长龄、魏源曾有约定共同推动湖湘人文之发展。那贺氏与曾氏何干呢？请接着往下看：
　　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感谢感谢！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眢见明，亦耿耿耳（《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书》（《曾国藩全集》“札 卷一”）。
　　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书》（《曾国藩全集》“札 卷一”）。
　　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今古，嘐嘐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顷观先生所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暗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镜海先生庶几不欺者也。倭艮峰前辈见过自讼，言动无妄，吴竹如比部天质木讷，贞足干事。同乡则黎月桥前辈至性肫肫，陈岱云行己知耻，冯树堂有志力学，皆勉于笃实者也。国藩虽愚柔，既闻明训，敢不请事。若夫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书》（《曾国藩全集》“札 卷一”）。

　　此信是写给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字耦庚）的，自是称其为前辈。开头“顿首顿首”，可见尊敬之至。信中多次提及“镜海”先生，所为何人？此公就是陶澍、贺长龄等共同的好友——唐鉴、唐镜海先生。

　　前文已述及湖南大佬陶澍，作为其任职江苏及督两江时的属下贺长龄也是绕不过的人物。何况他与陶澍、贺长龄、唐鉴又是至友呢，且更与本书传主都有相当的师承关系。所以，接下来说说贺长龄（贺熙龄）兄弟。
　　亦文亦官贺长龄领衔编撰《经世文编》
　　贺长龄（1785～1848）　清朝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字耦耕。湖南长沙人。
　　在曾、左大显之前，湖南先后出现过四个著名的督抚，他们是陶澍、贺长龄、李星沅，劳崇光。均为湘中士人集团所尊敬的人物，这四个人中，名声最大的是淘澍，影响最大的则是贺长龄，甚至可以说，贺是早起湘中士人集团的领袖。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指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矛盾逐渐尖锐，王朝危机开始显现。于此相对应的是，明末清初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

　　贺氏的影响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贺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对于以经世致用为价值追求的湖湘士人来说，这部书乃他们的必读至书，且贺人品端方，为官有政绩，于是自然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贺氏家族势力强大，人脉广泛。还有其弟熙龄、丹麓等或为朝中御史，或为社会名士，都有相当高的威望。贺家还在长沙城里办学经商，财力雄厚。湘中士人的头面人物如左宗棠、罗泽南师生、江忠源、刘容、欧阳兆熊以及湘阴郭家（郭嵩焘兄弟）、善化孙家（孙鼎臣兄弟）、茶陵陈家（陈源兖兄弟）等都与贺家关系密切，有的还在贺家做过西席（家塾教师）。所有这些，使得贺长龄在当时三湘士林中有着极高的声望。

　　《皇朝经世文编》曾被誉为晚清经世派兴起之宣言书。它的成书，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是魏源的贡献，甚至避而不谈另一核心人物：贺长龄。但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思想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物质条件、贺长龄本人的看法及后人的有关论述等方面来看，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成书上，贺长龄做出了甚至比魏源远远还大的贡献。不深研者，当然是不知其幕与细节的。
　　日期：2022-06-14 07:19:00

　　不一样的曾国藩（98）
　　第十四章
　　《经世文编》领衔撰 提携后辈受人尊
　　同声同气振兴湖湘大倡“经世致用”
　　陶澍和贺长龄同是岳麓书院校友，求学岳麓期间自然深受湖湘文化温润化育，且慢慢浸入心肺，相识相交志趣相投、引为知己。加之二人任职江苏、两江时既有隶属关系，其政见又颇为相同，更为实现其抱负同声同气。坊间盛传二人曾专为湖湘人才培育而商议，以促湖湘士人蔚起。为此，经陶澍建议，似成立以其为主、以贺氏兄弟为辅的"湖湘人才铁三角”的育才计划。
　　陶澍和贺长龄对“振兴湖湘”的人生理想早已达成共识，但如何培育人才，陶贺二人均也进行了实践，但终究不成体系，难以大有作为。
　　在江苏任上，一次，陶澍和贺长龄在巡抚衙门又促膝长谈，当谈到湖南自汉唐以降似乎难有才人出，不由为之慨叹。俯察二人之职位，又觉二人应主动担起此份责任，为振兴湖南的人才付诸行动。
　　二人谈得越来越投机。陶澍理了一下思路，又缓缓地说道：“耦耕啊，纵观古今，史上湘籍人士鲜有杰出人才，远不及他省。”
　　“陶公所言极是，余亦常思其故，早已想与公商谈大计，如何扬我湖湘意气，壮我湖湘之威，传我湖湘文脉。”贺长龄附和道。
　　“是啊。三湘四水之地，以资江为流，史上即使偶尔现一二惊艳之人，如北宋濂溪先生（周敦颐）、明朝西涯先生（李东阳，谥号“文正”）等，亦如流星闪过，难有群雄并起之势啊。”说到这儿，口气不由得又有些放低。
　　“予独处时，也曾多次思过此事，也曾自问是何原因？为何无江西、河南、陕西、福建等省之情？更无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文华荟萃之盛呢。年兄可否有虑？”
　　贺长龄听陶澍的一说，愣了一下，然后说道：“子霖兄，你此问我也想过，但却无深思。愿闻公高见。”
　　陶澍捋着胡须，微微一笑，站起身在客厅踱起步来。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丁忧在籍之时，曾于醴陵书院督课育人。经过几年求索，略有小成，但总觉不尽然。今日，也与你共议一下。”看来陶澍是有所准备，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首先，一地崛起务须有赖于一种哲学、一种思想为依托。濂溪先生（周敦颐）虽是湖南道州乡贤，但其思想大成后却居于江西、显于江西。他促成“濂溪学派”的兴起，进而使得江西在宋时涌现出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