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洛学’成、所以河南兴；`关学`大兴、所以陕崛起；`闽学`兴、所以福建起。盖认为均有此因而起”。
　　“各地无不是先有哲、文，而后有基，再后聚而成批人才，再由一二关键之人予心规划、布局、整合，形成体系、往返回复育人，方渐散影响；故必先促人才蔚起，而后有区域崛起。盖所谓地域崛起之先手，赖以兴文为基础也。”
　　贺长龄还没等陶澍的话音落地，马上说：“兄言极是！”
　　陶澍闻言哈哈大笑，更是来了兴致，大声说道：“兄等果然心有灵犀。余在醴陵书院曾深思，湖湘崛起之机就以船山先生（王夫之）始：

　　一是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三大家之一，名气足显；且在湘有基，‘船山学派’应不逊于‘濂溪学派’之影响。
　　二是夫之`经世致用`主张正契合我等为官、为人之道。现朝政暮气沉沉，官员不思进取、玩物丧志，正需有振聋发聩之思想来击，而一洗涤其垢。
　　三是船山先生亦是我岳麓校友，绝是重要渊源，应以此为枢为纽。我曾想将醴陵书院作为‘船山学派’起点，但细思，还是觉母校岳麓最佳。汝想：岳麓书院在史上育出人才众多，在湖湘地域足可扬起振兴湖湘之帜。由此，目标应以湖湘文化为根基，以振兴‘船山学派’为其任；以‘经世致用’学说为号召，结一志同道合者同行。
　　后，将同道者推及官场，假以时日，湖南崛起必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将惠及于人、造福于湘，而蔚然蜂起、载入史册。
　　诚然，或许你我只可默默奠基，享不到成之荣光。但，世上事总需有人去做，成事让于后人吧。此生夙愿、愿与你共勉，同气连枝，振兴湖湘。”

　　贺长龄似被陶澍一席话所点燃，一时也激情四起，满脸通红，不由得起身将手伸向陶澍，两又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二人凝视良久，贺长龄才算平静下来，但仍坚定地说道：“子霖兄，我等虽然位卑言轻，但亦敢于任事，愿听陶公驱使，虽难亦往。”
　　陶澍摆摆手，严肃地说道：“世上事成，无不经历艰难的，只要谋划得当定会成功。当下，我认为有三事需提前谋局：
　　第一，立足岳麓，竖起大旗。首在岳麓书院寻些同道者，谋山长之职，聚人建营，以“经世致用”倡立‘船山学派’。
　　第二，团结乡党，搭建平台。执政勤勉，谋取大位，以职推动成事。只你我两定不行，须最大限度团结湖湘乡党。自明日始，即分头联络每一科湖南籍进士，诚邀知名官员、乡贤与有识之士倡定期会商共举大事，传‘经世致用’船山学说；同在京城再寻各自同年同门同道者共举。并借机不断培育、输送湖湘后生才俊，同气连枝共成大事。
　　第三，模糊地域，共倡‘经世’。既为国家、亦为苍生，家国一家、做家国干城，而不囿于一隅，既显之狭隘、没有器具，亦难免“瓜田李下”，被人误有结党之私。”
　　贺长龄听陶澍这么一捋，思路即清晰，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陶公所言，正合我意。我欲联吾弟熙龄，使其共谋，居间联络成为接引。欲使其先于书院内结社，先将船山学派与经世致用之人连起，再从中筛些好苗培养。”
　　陶澍闻言大喜，说道：“然也然也!始自岳麓、源源不断，大事可成矣！”说完，陶澍和贺长龄的两双大手又再一次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于是，贺长龄首要的任务则是约其弟贺熙龄谋划落实大计。
　　贺熙龄在陶澍和贺长龄的领衔之下，按其商定思路，在长沙利用城南、岳麓书院竖起了“经世”大旗。并利用岳麓书院结识、培育了大批杰出的湖湘子弟，源源不断地推荐给陶澍和贺长龄面谈。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此为后话。
　　首先发现并惠及而名起的则是魏源这个他们共同的校友。
　　日期：2022-06-15 07:05:00
　　不一样的曾国藩（99）
　　第十四章
　　《经世文编》领衔撰　　提携后辈受人尊　

　　贺与魏之有伯乐与千里马之谊
　　清有贺长龄，然后有魏源。这，可不是笑谈。
　　魏源与贺长龄之关系，看起来是幕府宾主，但实际是一对相依相敬老友，同时也是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
　　籍贯湖南隆回的魏源，与籍贯湖南长沙的贺长龄，都是湖南同乡，相互间有叙不尽的乡谊，加上彼此思想相近、观点相同，官职仅为知州的魏源，能够与官至总督的贺长龄相知相交，亦师亦友，也就不足为怪了。
　　魏源，字默深，生于1794年，比他年长9岁的贺长龄，是魏源在岳麓书院的学长。两人最初相识是在1814年。此时刚满20岁的魏源随父进京，以读书备考为主，而贺长龄早在6年前就已进士及第，在京城担任编修了。尽管功名悬殊，但因“无日不读书，亦无书不读”，同处风华正茂，又常有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就在这密切的交往中，贺长龄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魏源的旷世之才。
　　贺长龄在官场顺遂，做了一段编修之后，就下派为地方官员，以后一路青云直上。而魏源则屡试不第，长期奔波流浪。
　　一边是魏源的怀才不遇，一边是贺长龄无才可用。
　　出于帮助提携同乡好友，也为己治政寻力支持，早在1819年，贺长龄还是山西学政时，就把自己相中的“千里马”魏源，延请到了学台帐下。

　　魏源也就从此成为一名“亦官亦民”人物（履行参政议政职责），首次与政治结缘，从而为其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打下政治基础。
　　道光五年（1825年），贺长龄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主管财政、人事的“常务副省长”），再次把魏源请到来担任幕僚。
　　这段时间，魏源帮助贺长龄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利用贺长龄私人藏书，代他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
　　再就是为他十分关注的漕粮海运问题南北奔波，考求古今，提出了详尽而周密的改革方案。
　　此时，陶澍也从安徽调任江苏巡抚（担任贺的直接领导）。那年的上半年，魏源集中精力着手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部分后，下半年又接受陶澍、贺长龄的邀请，参与海运计划的制定。
　　次年春，魏源又赴北京参加会试，再一次名落孙山，回到苏州继续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年底完成。《皇朝经世文编》而非一气编辑而成。
　　该书收集了清初以来政治制度、经济改革、水利建设方面1300多篇文章，洋洋300万言的巨著编成后，署名贺长龄、魏源等编，但主要是魏源的智慧和成果。编辑此书坚持“四原则”，即：言心必验于事、言古必验于今，言人必资于法、言我必乘于物。书中大造改革舆论，所以它一问世，就如一石击起千层浪，一扫当时知识分子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的风气。
　　当时的读书人，读了这本书，感到眼界大开：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学问，原来国计民生处处都是学问。此后数十年内，该书风行海内，书中所收文章的体例，几乎成为当时学术论文的流行文体，影响了一代学子，形成了一种务实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