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许乃济的奏疏也别太上纲上线，因为当时世界各国对鸦片的态度毕竟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很多西方国家也确实是把鸦片当做药品的，当然在那些国家里也有吸食鸦片的，也让政府头疼，只不过没有大清国这么严重而已。
　　但是许大人您连最基本的普通烟草和丨毒丨品之间的区别都没搞清楚，就敢妄言鼓吹开禁鸦片，确实有点冒失。另外单凭那句“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就真应该被唾沫淹死。
　　日期：2022-05-20 11:10:25
　　道光看完奏章后依然不置可否，当然更没有吐唾沫。而是来了一招顺水推舟，将奏疏寄给到任时间不长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让他召集广东巡抚和禁烟相关官员一起讨论。
　　邓廷桢的执行能力是很强的，在收到奏疏后，立刻就召开省领导座谈会议，专项讨论弛禁论是否可行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定，“弛禁论”是目前解决鸦片问题的最有效方法。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与会人员们在“弛禁论”的基础上，拟定了九条弛禁的具体办法。会后，经由省领导签字同意，上报朝廷请求执行。

　　您可能会奇怪，邓廷桢不是后来帮助过林则徐虎门销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禁烟英雄的吗？
　　您没记错，我也没写错。
　　邓廷桢当自打上任以来，就严厉缉拿鸦片走私，可结果却让他抓狂。鸦片越禁越多，毒贩越抓越勇。所谓“有病乱投医”，只要是个办法，都要拿来用一用。为了能制止住鸦片危害的蔓延，背多大的黑锅都认了。
　　至于邓大人他们讨论的几条弛禁方案我就不作介绍了，因为他们的这篇浓聚着广东官员们集体智慧的奏章，还没到北京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为啥？
　　真被唾沫给淹了。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分别上疏，反对鸦片弛禁主张。他们认为许乃济的“弛禁论”，极其的不靠谱，纯属扯淡。
　　朱嶟在奏疏里对许大人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准许鸦片进口，进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根本阻止不了白银外流。因为货物交易中，一旦出现货物价值不对等，就势必以白银作为补偿。而且，就算是可以禁止白银出口，那怎么就不能直接禁止鸦片进口？如果鸦片禁绝，白银外流的情况自然也就杜绝了。一举两得，岂不更好。”

　　对于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朱大人认为更荒唐：
　　“云南各省一直有私种罂粟的情况，出产鸦片不下数千箱，可进口鸦片依然越来越多。为啥？因为瘾君子们认为洋货比国货的劲大，抽起来更过瘾。况且大量种植罂粟势必会侵占上等良田，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
　　至于不准官员士子吸食，只许老百姓吸食的办法，那就更扯淡了：
　　“因为官员只占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老百姓则占十分之九，而且吸食鸦片的恶习就是由官员和士绅中传开的，现在不吸丨毒丨的大多是老百姓。许乃济的政策只会使吸丨毒丨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做出总结：
　　“鸦片的危害，白银外流还是小事，对老百姓的伤害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百姓乃国之根本，国家财政的大部分收入是他们贡献的。如果老百姓被鸦片击垮了，那咱们大清国也就危险了。另外，士兵们倘若沾染这种恶习，那危害更大。如果打仗时烟瘾犯了，那么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保障了。”
　　许球的奏章更直接，名字就叫《请禁鸦片疏》。具体内容我就不多说了，跟朱嶟的差不多，也是一番为国为民的陈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许球的奏章里特别提到了九个鸦片洋商的名字，并建议将他们拘拿。而这九个人中的两个人，后来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大清，上蹿下跳的直接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他们就是臭名远扬的颠地和查顿。相信看过电影《林则徐》和《鸦片战争》的朋友，对他们都有深刻的印象。他俩的恶行我稍后再说。
　　道光在看完这两篇奏章后，一改往日不置可否的态度，立刻严令邓廷桢如发现贩卖、走私鸦片的商贩，以及受贿包庇这些商贩的官员，一经核实立即严办。
　　两个月后，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也上了一道奏疏，从是非、厉害两个方面，痛斥弛禁主张。使得道光皇帝更坚定了禁绝鸦片的信念。
　　一开始明确表示赞同许乃济弛禁主张的广东官员们，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后，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邓廷桢马上又组织召开了省领导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会议上邓总督宣读了道光皇帝对广东禁烟的重要指示，又带头学习了朱嶟和许球的奏章。对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邓大人又以广东省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宣布，广东禁烟的战斗打响了！
　　如果您要问：
　　那禁烟的结果是咋样的呢？
　　我可以回答您：

　　此次禁烟战斗是艰辛而富有成效的。
　　邓廷桢先是找到被许球点名的九个洋商，勒令他们在四个月内离开广州，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缉拿中国本土的鸦片贩子和瘾君子的战斗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年底，邓廷桢成功捣毁了辖区内除广州外所有的走私船和当地的贩毒网络。
　　“弛禁”还是“严禁”？这是个问题！
　　正当邓廷桢在广东热火朝天的进行禁烟战斗的同时，北京又爆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关于彻底清除鸦片交易的最佳方法。

　　虽然朱嶟、许球和袁玉麟三人，把鸦片对祖制、法制、政治、经济、农业、国防等全方位带来的危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并没有给出能根治非法鸦片交易的具体办法。
　　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道光，经过一番对“弛禁论”的批判后，针对鸦片为何屡禁不绝的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
　　“鸦片之所以泛滥成灾，丨毒丨品走私之所以屡禁不止（贩烟之盛），全是因为烟民太多（食烟之众）。如果解决了烟民问题，鸦片和鸦片走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外夷之烟，自不来矣）。”
　　怎样解决烟民的问题呢？
　　“建议将所有一年之内仍戒不掉烟瘾的吸食者一律定为死罪，在职官员如有吸食者，罪加一等，且子孙不许参加科考。”
　　这篇奏疏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严塞漏卮（zhī）以培国本疏》，史学家们将黄爵滋的这套方法称之为“严禁论”。
　　道光在看完这道奏疏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又一个顺水推舟，将奏疏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将军督抚们，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尽快复奏。
　　从对许乃济“弛禁论”的争论，到对黄爵滋提出“严禁论”后引发的大讨论，被很多的近代史学家统称为“弛禁严禁”之争。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在对黄爵滋提出的“严禁论”的争论中，“弛禁论”和“严禁论”的区别，并不是到底该不该禁烟，也不是对于鸦片走私的惩处力度的轻重，而是在于怎样对待吸食者态度上的差异。具体的说，是以是否同意将戒不掉烟瘾的烟民处以死刑来划分为严禁派和弛禁派的。此时所谓的弛禁派的观点是和许乃济的那套理论是有根本差别的。